其后，吕先生虽然因故离开山大，我也在一九五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离开喜爱的专业，改学哲学，在一段时间里，自已思想情绪上很有些苦闷、波动，但《文史哲》编辑部并没有忘记帮助我这已离校的校友作者。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愁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愁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给他，导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愁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
当时，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虽尚未明确提出，但在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的互相商榷探讨的学风，各种意见都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
当然，有时也由于我执拗、偏激，坚持错误意见，致使有的文章产生坏的影响，但责任不在编辑部，而在我自已。
翻看着《文史哲》创刊以来的目录，不禁心潮汹涌，想起刊物创始人，我们的老校长华岗同志，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人诬陷为“编子学者”、“反革命”，投进监狱，终致含冤而死。但愿他洒下心血浇灌起来的《文史哲》的良好学风，能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对他的永恒的纪念。
无论是作为读者、校友，还是作为一直受到《文史哲》关心、培养的作者，我都衷心地祝愿《文史哲》，为了促进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学术路线，努力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文史哲》办得更好。
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顾名思义，跋是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一般都是用以评介书籍的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的。《红楼梦新论》前有其庸同志的《序》和作者的《自序》，其庸同志是梦溪同志的老师，他们两位近年来在红学研究上，都是很有成绩的，而且常相切磋，相知之深，自非我所能比。作者《自序》又把本书写作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后记》中也还会再说些什么，那么，留给这篇跋文的，似乎只有一个内容，即我个人对于这部著作的读后感了。这未免使我拿起笔来有些踌躇。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红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章遍地开花，专著不断涌现，又出版了两个专门研究红学的刊物—《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形成了红学史上一派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对作品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工作，都不断有新的成果和新的突破。《红楼梦新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绽开的许多新花中的一枝。而从我自己来说，近年来虽然参加了《红楼梦学刊》的编辑工作，红学研究中的新发现、新进展，不仅给我以启示和鼓舞，并且救正了我不少偏颇和拗见，但却终究由于对《红楼梦》未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免有些隔膜，着实没有多少发言权，因而，也就只能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理解了。
《新论》收有十七篇文章，虽系论文集的形式，却自成系统。从时代背景、作者问题，到作品的思想主题和人物形象、版本源流，以至二百年来红学研究的得失，都有着独辟蹊径的探讨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