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水浒传》，我们往往被“替天行道”的豪言壮语所震撼，为一百零八位好汉的义气所感动，对朝廷腐败、奸臣当道的黑暗现实不平。然而，可真相真得如此吗?不，脱去梁山泊好汉“忠义”的华丽外衣，深入审视梁山泊的权力结构与行为逻辑时，梁山可能真是一个“黑帮”！
梁山泊的权力结构绝非平等。表面上，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似乎人人平等。实际上，从王伦时期的“山大王”体制，到晁盖时期的“大哥”权威，再到宋江精心构建的“天罡地煞”等级体系，梁山内部始终存在严格的权力金字塔。宋江以“忠义”为名，通过排座次、分等级、定规矩，将原本松散的绿林好汉整合为一个组织化的暴力集团。从此宋王朝最大的“黑帮”诞生。
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往往沦为暴力的遮羞布。武松血溅鸳鸯楼时连杀十五人，李逵劫法场时不分官兵百姓乱砍滥杀，宋江为逼朱仝上山指使李逵杀害无辜小衙内，以上行为已超出“反抗压迫”的合理界限，暴露出赤裸裸的暴力本质。更值得玩味的是，梁山扩张的主要方式并非“受压迫者纷纷投奔”，而是通过“赚人上山”的阴谋手段：如杀人全家得霹雳火秦明，如设计偷宝甲赚金枪手枪宁，如断对方后路获玉麒麟卢俊义。“黑帮老大”宋江就这样将梁山做大做强，实在令人唏嘘！
招安并非悲剧性的妥协，而是“梁山黑帮”寻求合法化的必然选择。“黑帮”反的是蔡京、高俅等奸臣，而不是朝廷。大多数好汉是忠于天子的，而招安还可以为他们谋取功名。成功招安后，征讨大辽大胜，一百零八位好汉毫发无伤，因为这是站在保家卫国的角度。而招安后的悲剧，被利用征讨方腊，好汉相继死去。这恰恰揭示了力量要在正确的角度使用，这恐怕也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水浒传》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无意中记录了中国历史反复上演的权力游戏。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历代农民起义几乎都遵循着类似的轨迹：以反抗压迫始，以建立新等级终。梁山泊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引发共鸣，正因为它展示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
当代读者面对《水浒传》，需要的不是简单将梁山好汉浪漫化为反抗英雄，或贬低为强盗土匪，而是应当从中看到权力如何异化人性，暴力如何自我繁殖的深刻警示。这恐怕远比单纯歌颂“忠义”或谴责“投降”更有现实意义。
梁山泊的烟云散去，但权力与暴力的游戏从未停止。细读《水浒传》，我们或许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反抗，不在简单地推翻一个旧体制，而要正确的使用权力，不要打着“忠义”的名号实行暴力，在权力结构中保持人性的完整。这或许是这部古典名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我们认为，宋江当然是一个悲剧性格，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估计宋江在水浒义军中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水浒义军如果没有宋江的上梁山，就不可能有那样浩大的声势，尤其是他的谦逊友爱，他的爱人民、器重人才和他的组织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在水浒义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在批判地评价宋江在水浒义军巾的作用的时rl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初期梁山活动中的这种“不可代替”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即使是宋江的所谓“妥协投降的路线”，也同样是反映了农民义军的软弱性的一面，这从他们的反抗思想和反抗旗帜上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水浒义军号召农民起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大地主，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革命行动，充满了复仇主义的情绪。这在他们平素的小规模活动里，反映得特别明显。《全传》第七十一回有这样一段叙述: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俩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兰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笼但打听得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