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盲人联盟(THE WORLD BLIND UNION)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84年，前身是国际盲人联合会和世界盲人福利会。该会的宗旨是使全世界的盲人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社会生活。世界盲人联盟现有会员国72个，总部设在巴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是该组织的创始组织之一。世界盲人联盟在联合国各有关组织中具有咨询地位，自成立以来在防盲、促进各国制定保障盲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加强盲人自立精神、开发盲人潜力和促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他使用两种手段。对楚国他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他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上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
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名叫田文。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三千个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的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有人对他说：“田文是齐国的贵族，手下人又多。他当了丞相，一定先替齐国打算，秦国不就危险了吗？”
秦昭襄王说：“那么，还是把他送回去吧。”
他们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不少日子，秦国的情况他差不多全知道，哪儿能轻易放他回去呢？”
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孟尝君十分着急，他打听得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
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
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
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王宫，找到了内库，把狐皮袍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秦昭襄王果然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他怕秦王反悔，还改名换姓，把文书上的名字也改了。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关上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放人。大伙儿正在愁眉苦脸盼天亮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起来了。
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
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菜淡饭了。有个名叫冯驩（一作冯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驩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驩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五天，冯驩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跟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管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
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驩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驩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的耗费。
有一天，孟尝君派冯驩到薛城去收债。冯驩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来？”
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冯驩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驩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
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驩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
冯驩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三千人吃什么！”
冯驩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少，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
这时候，三千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驩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开薛城还差一百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
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驩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才看到了。”
今年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全国文艺界正在进行热烈的庆祝活动。我又重读了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五十年，但这篇不过三千字的对革命文艺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文献，至今读起来，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鲁迅的这篇讲话，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鲁迅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方向，并且指出，为了达到这个“坚决的广大的目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因而，要求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这也就是鲁迅经常讲到的坚持“韧”战的精神。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终于造成了“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应该说，这正是由于在鲁迅这种“韧”战精神的照耀下，左翼文艺家们高举战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才使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败涂地”，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新的历史要求，进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仍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建国十七年中，尽管在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上，我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总是擎着左翼的战旗，坚持了从五十年前就已开始了的“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方向，使社会主义文艺曾经有过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
因为我在新闻干部学校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前身)的支部书记，到报社不久，政治协理员张启仁同志就找我谈话，让把民青支部成立起来，借以活跃报社生活。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年轻人.几乎个个都很革命，听说报社有民青组织了，都纷纷主动要求入盟，我们就在原有盟员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组织，很快就成为具有20多名盟员的民青支部了。盟员分布到各个部门，不仅有干部，还有工人，也有一些青年党员主动参加进来(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当时党组织还未公开)。
民青支部一成立，报社的业余生活就沸腾起来了，每早清展即起，由民青支委领队跑步;晚饭后到印刷厂教工人唱歌，风雨不误。一时间，在胜利报社的周围响起了晨练的跑步声，时而夹杂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声。晚间，在印刷厂和报社院里都能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是民主青年……”“你是灯塔…”等响亮的歌声。同时，还按党支部的要求，办起了黑板报，树立先进，批评不良现象。记得因邝公助同志的字写得较工整，抄写黑板报的任务，几乎都由他包了，每当向他道辛苦时，小邝总是以他特有的微笑(似乎夹带点苦笑)不冷不热地说:“谁叫我是民青盟员来”虽然有点不大情愿的样子，但下次仍然照写不误。吴淑贤同志教歌的姿态给人印象最深，她那清脆而圆润的歌喉，总是引来一片应和声，假如哪天编辑部加班没有时间去教歌的话，印刷工人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王国栋、李金白、曾繁瑞……都是唱歌的积极分子.
每逢年节或前方大捷时，报社不仅在家组织小演唱，还拉出大秧歌队到街头表演.散发号外，这些活动，民青盟员都是当然积极分子。
民青支部的组织生活是严密的，各小组都按时过组织生活，收盟费十分认真.尽管当时大家墓本上没有收入，但盟员们都从仅有的几角钱中挤出一点交盟费，然后支部再汇总上缴齐齐哈尔市的民青总部.日常组织生活已形成良好秩序，哪个盟员有什么思想问题，很快就反映到支委会上来，有的盟员闹不团结，或对形势认识不清，都及时进行个别谈话，在民青盟员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作风。报社党支部始终很重视与支持这支队伍，并把民青支部看作自己的得力助手。
学习，考试，分数，犹如形影不离的三胞胎联盟占据着每一颗学子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如今的校园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可见考试与分数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多么举足轻重!
自“考试”出现的那一天起，分数就成了衡量一名学生才能的重要标准。然而，衡量学生的不应仅是才智，更应是能力，作为标准的不应仅是分数，更应是全面的素质，考试，固然是一种手段，但不是惟一的，分数，诚然是一个量度，但也不是绝对的。
看一看我们中国的校园吧：入学考，摸底考、阶段考、毕业考、升学考……考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等待你或突袭你，一次次考试叫你无法停息，刚下“战场”就得马上“备战”，实在松懈不得：六十分、八十分、九十分……一个个分数把学生划分成了好几个等级，考得差的压力大，考得好的也有大压力。若是挂起了“红灯”必遭暴风骤雨；唾沫星子、皮带鞭子，拳头棒子，受用不尽，不堪忍受，虽说，这些考试后的‘。暴风骤雨”只是少数，但那些阴影与梦魔却是经历者一生的痛楚与不幸，那些伤痕是难以愈合如初的。就像三毛一辈子也无法忘记那个用毛笔在她脸上画零蛋的数学老师，也许，她的一生因此而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年少?偏偏年少的心是最容易受伤，消沉，失落的。如果，一个人在黄金少年时，失去信心与自尊，那么他学得到什么?学到的，又能说更为重要吗?
曾见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就取决于年少时站在他<她>的讲台前的人。说得对呀。推广一下就是说一个人受的教育对生命发展尤为重要，倘若我们的教育只重考试，只看考分，那我们学生将承受怎样单一而沉重的负担!因分数的一锤定音，尤其是高考七八九的“优胜劣汰”，我们对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取向将会存在多大问题；不少学生因考试失利而自杀的事件已不是耸人听闻的几例?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人，甚至就在我们身边，面对冰冷的分数，他们选择了永远的安眠，那才能彻底摆脱心灵的重荷。一名女中学生的遗书上只有一句未完的话：“妈，我这次期末又没考好……”一颗颗年轻的心如春天的落叶，过早地飘零了……逝者长已矣，那么生者呢?我们除了扼腕叹息，双泪纵横，摇头与沉默，我们还应做些什么?!我们还应为痛哭者试干眼泪，为激进改革者摇旗呐喊，为素质教育的到来除障开道，不能再让考试钳住学子的思维，不能再让分数压制学子的灵魂了!用十几年时间学习，走向社会又得花几年工夫把学校所学的忘光，这样才算成长了?这种学校与社会、思想与行动，学与用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一大悲哀?
中山大学校长王殉章说：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基础和系统，西方教育着重于创造力，我们的素质教育应是两者的结合，这便是我们期待的素质教育，是全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素质”呼之不来，“应试”挥之不去的教育现状，校园的主角—老师与学生该如何做?老师不应仅用考试来衡量学生，学生更不应该仅以分数评估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的老师才能放下所谓的“法宝”，我们学生才能把握真正的“命根”，我们的“素质教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面遥远的旗帜、我们翘首以盼，拭目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