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研究国民性的病根，在渴望借助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如果人们不依据超历史限制的苛求来看问题，不难看出，鲁迅在青年时代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启发国人自觉和解放个性之类的要求，正是针对着当时亚细亚式的野蛮和黑暗的，是针对民族被奴役的苦难命运的。
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痛心于民族的受难，痛心于国民的麻木，同时又作为一个革新思想者，憎恨僵硬的传统制度与传统思想，'痛恨“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沉重积习。显然，在他的尚未成熟的青年时代思想中，是交流着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要求，而这正是后来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理想统一起来结合为一体的胚胎。
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要求何以出发于国民性的解剖与批判?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非常有趣的问题。机械唯物论者根本否认民族性或国民性的存在，甚至有些外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为只有阶级性，而没有民族性。但实际上，一个民族有它的特殊心理状态，这是不可否认的。
斯大林说:如果每一个民族有它的特殊的心理素质—特殊性格，并具这性格是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那末，一个思想战士用了他的思想解剖刀来解剖中国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找出它的根，以便改变或疗救，这种工作的意义是绝对不能抹煞的。不嗬鲁迅在青年时代对于国民性的理解与解剖，是如何包含着在;时代限制之下所不能避免的缺点，但他是最早提出这个间题的沪。要解答为什么他主张从国民性的解剖来表现他的爱国主义精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不能单拿他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教养环境说明，而必须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殊状态，首先，必须明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社会状态。如众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一向成了中国历史展的一个重大特点。
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非人剥削经常麻痹农民的劳动生产性的积极发展，破坏农村以至整个社会生产力，使广大劳苦民众时常处于赤贫、饥饿与愚昧的状态。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和土地所有是胶结得不可分开的。于原始资本积蓄的条件的一般贫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能转化为产业资本，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劳动也就不能转化为业劳动。因此，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只是使封建经济制度加僵化，更加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