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在闹市区，供职的大学位于郊外，每周两次到学校讲课，其余时间在家里做学问兼做家务。自已的感觉是，在家里的五天是“上班”，去学校的那两天倒是“大礼拜”，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叫做“心情放假”。
“上班”的五天，忙忙碌碌，从早到晚，轮番遭遇书斋的苦寂与厨房的油腻。关上电脑，打开煤气灶;或者是关上煤气灶，打开电脑。逢上倒霉的日子，文思阻滞，两眼瞪着电脑的显示屏发呆，硬是一两个小时敲不出一行字。干脆关机，到阳台上去看都市的“风景”。远远近近，青灰色的楼房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红色的出租车将精色的“麻木(人力车)”抛在后面，远处是火车进站出站时粗犷的喘气，近处是马路对面那家餐馆飘出的或诱人或呛人的气息……
终于，到了我的“周末”。旅行包里装着茶杯饭盒讲义，早早地登上了学校的交通车，向东，迎着旭日，迎着郊外清晨特有的宁静与新润，来到绿荫与碧波之间。学生们已等候在敞亮的阶梯教室，青春的目光，如潮水般透彻。迎着这目光，我走上讲台，呷一口清茶，开始挥洒中国古典美学的玄淡与幽远。在讲台与课桌之间，与同学们讨论“竹林七贤”的人格追求，讨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师生共同体验着形而上的激情。午间，仰卧于湖畔草坪，听涛声，数流云，心物赠答，物我两忘。遥想四百年前，我的湖北老乡袁中道先生在爽籁亭听泉，也似这般收视返听，泉喧神静……
到郊外上课，也顺便做一些很功利的事，诸如报销医药费，申请科研项目，打听职称评定的消息，等等。有趣的是，郊外清雅淡幽的空气，似乎冲淡了这类琐事的尘世气味。那天下午，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几位学生围着我争论魏晋名士的“雅俗共体”问题。置身于这种典型的玄学氛围，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旅行包里的塑料网兜，想起太太布置的“带菜回家”的任务。当然，我很快将它置之脑后，十分投人地和我的学生们清谈到日落西山，误了班车也误了买菜。
新的一周开始，又要“上班”了。我打开电脑(或煤气灶)，期盼着下一个“周末”—到郊外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