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愚人节，《中国青年报》趁机大胆地幽了一默，编造了几条“说得跟真的一样”的假新闻，其中有一条与本人相关:重奖知识分子新政策出台—博士生可生第二胎。
晚上吃饭，在餐桌上谈起此事。妻先是说“无稽之谈”，紧接着郑重声明:“即使这条新闻是真的，我也不会生第二胎。”七岁的女儿对这件事倒是挺感兴趣，她要她妈妈为她生一个小妹妹，“我不喜欢男孩”她说，“男孩太调皮，我以后管不了他”。
其实，我们这位独生女比男孩还调皮。如果家里真有一个更调皮的男孩来管住她，我们倒省心了。现如今，做父母的，一边心甘情愿地向小皇帝奉献着“娇惯”，一边又优心仲仲地指责孩子的“娇气”。如果家里有了两个小孩，情况兴许就不一样了。至少，父母的“娇惯”会降级，孩子的“娇气”也会降温。由“唯我独尊”到“平分秋色”，地位变了，心态脾气性格什么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存在决定意识么。再说，独生子女一旦有幸做了姐姐或哥哥，她(或他)就有了一个关心的对象，也就有了责任心有了同情心有了对弟弟或妹妹的一片爱心，也就不会那么自私那么跋启那么缺少侧隐之心了。
“生第二胎还真有些好处”，我和妻边吃边谈，同普天下所有独生子女的父母一样，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亦寄予厚望。问题是，我与妻的“望”有些分歧:妻要女儿成为钢琴家，我却要女儿成为舞蹈家。女儿无所适从，只好二者兼学。殊不知，这弹琴与跳舞，动静有别，风格各异，我们这位宝贝女儿硬是将二者兼顾起来:练琴的时候，每弹完一个曲子，就离开琴凳去对着大镜子，做几个舞蹈动作;上舞蹈课时，一只手扶着把杆，另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却不停地在空中弹奏“哈农”—如此“兼顾”，弄得你哭笑不得。再生一个就好办了，明确分工:一个当杨丽萍一个当傅聪(或者鲍慈荞)。
现在的家庭，大多是“四二一”结构，而且，“四”，要争这个“一”。我的父母在外地，他们总是抱怨同孙女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去年夏天，女儿向钢琴老师请了一周的假，回爷爷奶奶家去玩。谁知一去就是半个多月，钢琴老师生气了，炒了我们女儿的鱿鱼。再生一个就好办了，让他们兄妹(或姊妹)俩轮流回爷爷奶奶家，甚至可以考虑让其中一位长住爷爷奶奶身边。
妻说，吃你的饭，别胡思乱想了。不知啥时候离开餐桌的女儿，这时抱着一大撂图书走过来。她说:“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书，。等我有了妹妹，我就全部送给她。”
看着女儿这副认真的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该死的愚人节。
《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2日头版刊登了一个女中学生写给《盛世净言》的作者傅学俭的题为《呼唤正义 呼唤良知》的信。
正如“编者按”所育，这是一个16岁花季少女对种种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没有“为斌新词强说愁”的闲情，没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世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各种不良规象的质疑，对社会正气的呼唤，对“良知麻痹症”的忿慈，”对弊绝风清的社会环境的期盼。虽然稚嫩。却让人读出沉重。一个纯洁少女向往、我、他，向整个社会出了一道沉甸甸的思考题。
蓦然之间，我们已沐浴在新世纪的阳光里，而党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的“反腐败、反不正之风权的任务述远远投有完成。
不正之风离我们那么近一翻开报纸，打扦电视机，每天都有腐败被揭露，每天都有蛀虫被挖出。
不正之风离我们又那么远——面对腐败，面对不正之风，我们作为跨世纪一代的我们，又怎么样了呢?
番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子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然而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真的勇士呢?
维嘉(小女孩的化名)，是真。的舅士奋：飞因为她敢于直面不正之风，敢于直面腐败—挺身而出，与不正之风，与腐败作斗争—尽管她在直面时被现实挂得鼻青脸肿。
我不是真的勇士，因为我没有做到直面—大街上，一个年轻小伙子推倒一个年迈的老人。类似的情形我说我没见过，你相信吗?当然不相信。但我说我没有像维嘉那样冲过去和小伙子讲理，受了辱骂和嘴茉还厂天真，地去拨打110，你肯定相信。
逢年过节，拎着大包小包往“长”们家中跑，请客送丰礼……我见过，也反感过，但只是在心里愤愤一阵子罢了，绝对没有像维嘉那样反应激烈。
如果我的老师多收了我们几十块钱，我会像维嘉一样“准备去告她(老师)”吗？
不会。所以，我不是真的勇士，因为我不敢直面。
那么，你呢?你是真的勇士吗?
我想，你也不是，因为你也不敢直面不正之风价你见过了多少，你又抵制了多少?
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没有正义海贾不是扮有良知、，一只是不平之事见得多了。不正之风吹褥多了，最初的滋俄弓变成了浦腹的无奈，敏感的心也变得麻木。
那么我说，让我们勇敢甲些式直面一切吧。
当社会不正之风在我们身旁发生时，让我们直面，当庸败的奥味倪人我们的弃息时，：让我们直面：'当一条恶心的驻虫伸出它盆笨的头时，让翻们直面；肖社会的阴暗面星琢在我们跟前时，让我们直面；当……
直面不是袖手旁观，不是冷眼相瑟，直面是挺身而出，与不正之风作不屈的斗争。
当然，斗争是严酷的。尤其是当声“不正”已成“风”时，正义的力量有时会显得单薄，甚至出理正气被邪气压份的现象，但正义的力盆是无尽无穷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敢于直面，正义终将 压倒邪恶！
青年应时时处于时代的前端，青年应永远迎着激流勇敢前进。作为跨世纪的宵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直面现实中的阴暗呢?
让我们直面，只要我们敢子直面，挫折绝对只是暂时的!
让我们直面，只要我们致母直面、阴暗必然会无处生存！
少一些脆弱，多一些坚强—
让我们直面。
韩伟老师正在为同学们朗读《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希望之光”，这一天，同学们自发地提出了“人人奉献一份光，送失学儿童回课堂”，纷纷将压岁钱、零花钱凑在一起捐献给失学儿童。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上到校长，下到职工都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是济南市甸柳一中青年教师韩伟抓班风的一个镜头。
韩伟于1989年9月调入甸柳一中担任初一(七)班班主任，这是全年级倒数第二的差班。首次开家长会，有的家长这样说，韩老师，只要孩子木出事我们就烧高香了。个别家长还秘密活动给孩子转学、调班。这对新来乍到的韩伟来说，真是当头一捧。
面对这一切，韩伟虚心向老班主任请求指点，从优秀班主任一书中探索秘方，最后决计从班风入手，首先设法让同学们再铸自信心。
韩伟将全班60名同学分成8个自然组，设立红旗专栏，让大家都尝尝当“班干部”的滋味，变过去一人管为大家互相监督。这一招果然不错，常立柱是班上有名的调皮大王，一个月下来，他所在的小组挂上了黑旗，他顿时遭到全组同学的“攻击”，有的同学建议给常立柱单设第9组，一向不在乎的他头一回尝到了被遗弃的滋味，他感到痛苦、悔恨。轮到他自己当组长，他体验到了芝麻官的份量和艰辛，他变了，变得爱集体、爱同学了。
一次学校进行歌咏比赛，经过同学们“侦察”，各班唱的第一首歌都是规定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韩伟想，从一到七班都是同样的开头，到时一定会感到重复，于是他将自选歌曲“我向党来唱支歌”排在前面，再加上精心设计，果然他们班一上台就震动了全场，夺得了第一名。在别的同学仰慕的目光里，初一(七)班全体同学的自信心、凝聚力、自豪感渐渐树立起来了。全班的学习成绩也由当初的最末一位升到了中上游水平。韩伟自己连续几年被评为所在校的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和济南团市委组织的“走青春路、做育花人”活动先进个人。
《中国青年报》载:某市大街上，一男青年正蹬车疾驰，突然喉头发痒，“叭”的一声，一口痰不慎吐到一位女青年的衣服上。他脸一红，立即刹车，掏出手绢向她走去;
“同志，对不起，我给你擦掉。”女青年却仰头怒道:“不行!口里吐出的，就得用舌头给我舔了！”他多次赔礼无效，只好当着众人用舌头舔起来…围观者哄堂大笑。姑娘觉得是在嘲笑自己，掩面大哭起来。
围观者的笑声是对这件事公正的评说。男青年有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酿成了不文明的行为，固然是纠纷的引起者，他要负首要的责任。但他知错，认错，并能改错，做到了仁至义尽，可谓“善莫大焉”:女青年本是“受害者”，但她抓住别人缺点不放，提出不尽情理的苛刻要求，无理、无情、无德里真是“舔”不知耻旦不过她最后还是知耻了，不然她怎么会哭呢?可见。“孺女可教”。
1998年8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998年高考中，安徽有一个考场，竟有1/5的考生在题为‘战胜脆弱’的作文里声称自己高考前遭父母双亡的打击，令阅卷老师目瞪口呆。”我想不单单是阅卷老师，看到这篇报道的每名读者都会大为吃惊。是真的有那么多考生父母双亡吗?别说父母双亡，就是父母中有一位去世的也是为数不多。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有这么多父母双亡的考生。作为一名中学生，一名即将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我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甚至如果我高考时的作文题目也是“战胜脆弱”。搞不好也会撤一个类似的谎。
中国是一个讲究传统的国家，孝敬父母是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但为什么在高考场上中学生却不惜背上不孝的骂名，说自己父母双亡呢?我想，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长期以来语文教育中作文教育模式的影响。
从小学三年级起，语文教育中开始开设作文课，写人、记事，而所写的、所记的大多是与生活没太大关联的事，那是一种程式化了的东西。十几年下来，还是写个人，记个事，所以学生们也乐于像做数学题套公式一样来“扒作文”。譬如写友谊，就要写朋友之间如何如何好，后来吵架，再后来朋友离开，引起对朋友的思念;写老师，则要写这位老师如何帮差生补课，如何放着自己的孩子不管。再说“战胜脆弱”吧，所谓“脆弱”，学生们的“公式表”里无外乎考试的失败，父母的离异所造成的创伤等等。事实上，作文的训练也便是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语言组织能力等方面的训练。而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脉相承的“作文课”却成了套“作文公式”的训练。我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曾布置，让我们仿写《小木船》，结果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写得很“成功”，原因是我们只换了人名和“道具”小木船。这种训练方式，成了我们思维定式的来源。而且作文的语句也不可有任何“越轨”，类似“阳光很活泼”这样的句子是千万不能用的。天就是蓝的，说白的就不行;花就是红的，说绿的也是要扣分的。我们学生就这样像旧社会的小女孩一样被缠上了小脚，而这裹脚布裹住的不是身体，而是活跃的开阔的思维。就这一点来说，五分之一的考生同写父母双亡，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学生本身的阅历和思考不够。一位好的作家，他的阅历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身边发生的事，才有可能引发思索和感慨。而现在的中学生，90%的睁眼睛时间都在学校里，他们的阅历是相当有限的，要写“战胜脆弱”，选材首先成了难题。他们心中的“脆弱”。至多是考试失败和家庭变故，这一点上面已提到。而对于生活的思考，学生不够重视，所以即使有可写的东西，也不知该怎样写。临考之时，手足无措，只好“照搬公式”。
其三，高考的压力。
现行高考制度使高中生注定要去挤“独木桥”。虽然大学一再扩招，可对于浩浩高三学子来说，考上的毕竟还是少数。况且社会对学历的重视，便使成绩不好的学生要上大学，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要上重点大学。而高考是进人大学的敲门砖，所以考生千方百计地在迎合评卷老师的“口味”上下功夫。新的、出奇的想法是不敢拿到高考考场上去尝试的，每个人都想用最“稳”的方法—公式法。而最能打动评卷老师的，便是父母的双亡。因此，在真实与分数面前，考生选择了后者。
我们从小到大，老师父母一再教育，不要擞谎。“撤谎的孩子被狼吃”的故事一退一遍地讲。可是在作文课上，在考场上，我们撤谎。甚至撤谎的文章、抄来的文章会成为范文被诵读。我们是一群不知该被狼吃过多少次的孩子。长此以往，作文撤谎，做人也要撒谎，而且撤的谎要更多、更离谱。那样，人与人之间何谈真诚?社会何谈信用?国家何谈稳定?中华民族还何谈腾飞?
作文呼唤真情!
做人呼唤真诚!
虽然作文教育模式很难改变，但我们不应让“模式”成为我们的裹脚布，不要让高考成为我们的惟一目的。用心去想，用笔去写。快乐也好、悲伤也好，抑或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真实地记录下来吧!那才是我们的作文!
很高兴，现在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不老套的作文—新概念作文。正像那咬了一口的苹果，它不要完美的，大众化的，而是一种新意，一股清风，它不是颓废，也不是“5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是新的时代，新的文风!我喜欢这种作文，它不是“新概念公式”，而是新概念思维，新概念笔法，新概念人生，是真实的情感。这样的文章，重复率绝非“五分之一”，而近乎为零!
作文呼唤新，呼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