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左传·宣公十五年》
楚子伐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sǒu）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典故
春秋时期，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国，途中必经宋国。按理来说，经过宋国应事先通知宋国，然而楚庄王自恃楚国为大国，不把宋国放在眼里，就没通知宋国。
宋国国君知道了后，十分气愤，将申舟扣留下来。大臣华元对国君说：“楚国事先未有通知，便是把我国当作已亡，领土已归属于他。我们必须维护独立主权的尊严，不能受这种侮辱！就算楚国要发兵进攻，大不了就亡国。但我们宁可战败，也不服屈辱！”春秋时期，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国，途中必经宋国。按理来说，经过宋国应事先通知宋国，然而楚庄王自恃楚国为大国，不把宋国放在眼里，就没通知宋国。
宋国国君听了后，处死了申舟，并随时迎接楚国的进攻。
楚庄王得知消息后，果然派兵进攻宋国，并将宋国都城睢阳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月，楚国也未能取胜。
第二年春，宋国派大夫乐婴向晋国求助。晋景公准备出兵为宋国平反时，大夫伯宗劝道：“‘虽鞭长，不及马腹（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我们又怎能管得了楚国呢？”
成语“鞭长莫及”就出于此。
宋人范啼文(对床夜话》有语:“虚者枯，实者塞。”所谓“虚”，即抽象的思想感情之类;所谓“实”，即具体的事物形象之属。其意大致为: 文章只写心境意念等，就会显得索然无味;只写情景物象等，就会显得臃肿不堪。 虚实互化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为文假借技巧。 虚则实之;换句话说，抽象则具像之。花鸟虫鱼及其黄发垂髻类，全都是具体而切实的，写起来一般易于捉摸，有些东西却不那么简单。如飞速之时间，乃物质运动的延续性，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态; 然而，这种形式无法眼见，往往仅能意会。怎样将这种无影无踪的日月光阴表现得有形有声，是一个难点。朱自清的《匆匆》做到了:“早_L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又如敏锐之感情，对外界刺激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抑或对人、对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均不是主观心造的幻影，而是客观现实的反馈;然而，这些东西不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常常仅能心悟。怎样将这种无痕无迹的感知感觉表现得可见可闻，也是一个难点。朱自清的(匆匆》同样做到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虚则实之，把无以捉摸的时间、感情凭借载体物化成可以触及的事物，以免空洞无物之弊。 实则虚之，换句话说，具像则抽象之。这里的抽象指的是叙述性语言的概括性，作文为了不堆砌材料，落人详略不当的泥淖，习用概述来 “用一当十”、“凭少总多”，此在《以简驭繁》一文里已备矣;至于抽象之于抒情、议论诸笔墨，同学们大多耳熟能详。故一并不作赘笔。 本文拟就另一种“虚”，即“天马行空”之想象，作一展开。老舍的《五月的青岛》在实写五月青岛的自然景色与人事活动的基础上，还有一段虚写，那些“好作一夏天的买卖”的生意人，“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和各处的阔人。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准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这些显然不是眼前之景的描绘，从侧面反映出夏日青岛的另一种令人悲愤的“繁华”。文章里的虚写，一般处于陪衬的地位，但也有例外，蓄意喧宾夺主的。
以桂花为市花的杭州，每年花开之际，各报副刊有关描摹赏桂情景的文章 “各领风骚‘没几天”’，“人闲桂花落”以致“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龙的鳞片呵!那是几千几万年风霜雪雨的记录呵!……这儿记载着屈辱，记载着光荣，记载着文明，记载着中华民族的一切!”来到烽火台下，抬头仰望烽火台，在作者心目中“是巨龙的骨节”、“是抵抗外族侵略的前哨，是浴血奋战的中坚”，那“方方的门，方方的台阶，方方的垛口和屯兵洞……它的棱角”，在“向敌人说明着中华民族不可辱”，“宽敞的内室”，在“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是朋友，就请进来吧!”登上烽火台，放眼眺望延伸远去的长城，在作者的脑海中，“这条游动的神龙……它给人的不是享受，而是震撼卜··…” 虚实相生若此，已交融而不可分割，互化至境地了，更有胜一筹者，当属巧级“空白”艺术。
《陌上桑》有云:“行者见罗敷，下担将混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峭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此诗诚如清人袁枚《随园诗话)所述:“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内，人之所游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处安放此身，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 倘若实写罗敷之美貌，不通过行人、少年、耕者、锄者的实际动作留下虚想的空白，纵然倾国倾城，也难以现其万一，孰如虚实相生，让读者见仁见智，各显神通?中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内，这样的空白很多，鲁迅的《药》里写夏瑜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莫泊桑的《项链》中写玛蒂尔德历尽十年艰辛，终于还清了赔项链的钱，而佛来思节夫人却告诉她，当初借给她的那串项链是胭品等，均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虚实互化，技法之所兴可出乎象外、人乎其里，堪称游刃有余。
宋人拾到一张废弃的写着大批财物的帐目契据，便向别人炫耀说他很快要发大财。这个故事对那种见利忘义之徒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使人感到宋人的行为何等可鄙可笑。可鄙的是这个宋人取的是非分之财，见利忘义;可笑的是这个自命聪明的宋人的妄取之财竟然是废约一张，他不过做了一场黄粱美梦。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发家致富不能取不义之财，劳动才是致富的正确途径。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人民致富，国家图强，都不能靠取不义之财。致富求利，必受一定道德规范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义和利更是不可分的。我们既要用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要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要做义和利的统一论者，既要求利，又要思义，不能把利和义割裂开来，更不能见利忘交，妄取不义之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富裕，这就需要用辛勤的劳动来换取，走劳动致富的道路，才是正道。绝不能像宋人那样希图不劳而获，侥幸致富，靠运气发财，更不能通过投机倒把、损公肥私、贪污受贿、行窃走私等歪门邪道来谋取不义之财。宋人拾得废弃的契据，便财迷心窍，急跑回家，锁之于笼，始而窃窃私喜，继而夸口发财，岂料经济上未成富翁，精神上已先成乞丐。求利未得而道义已丧失尽，固属可鄙可笑。而现在经济领域中一些损国家利益以谋私利的人，手段和结局不同，妄图不劳而获谋取不义之财的私心却是一样的。
一个国家求强致富，同样不能靠取不义之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靠的是自力更生，用科学技术来达到富强。四化的美好前景要靠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来创造。我们这一宏伟目标，正是建筑在利和义统一的基础上的，因而是有保障的。而帝国主义总是靠剥削本国人民和侵吞它国财富、掠取不义之财来喂肥自己，则必将自取灭亡。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穷且益坚，不附青云之志。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几句话概括了中国人民的情操和志气。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从他身上我们看出了这种志气;陈景润赴美讲学，谢绝美国的重金聘请，毅然回国，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出了这种志气。记得影片《牧马人》里的李秀芝有这样一段话:“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话虽朴实.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品格。搞四化，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志气。相形之下，那些钱迷心窍，为贪图享受而贪污盗窃，以至丧失人格国格的无耻之徒是何等可鄙!他们的品行比宋人更为卑劣!
总之，“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飘下来”，幸福的花朵需要用汗水来浇灌，取不义之财换不来真正的幸福。我们要见利思义，而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背义求利。在四化建设中，我们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二者是相辅而行的。
醒来吧，现代的“宋人”们!撕掉那废弃的契据，抛弃那不劳而获、侥幸致富的肮脏思想，见利思义，以忘我的精神为四化辛勤劳动，这样，不仅能成为物质上的“富翁”，而且能成为精神上的“富翁”。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以为李清照善于“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这是很有卓识的见解，它道出了易安词作的主要艺术特色。若以《漱玉集》中作品与之对证，就会更叹服张端义之一语道破了。
譬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是寻·常如话吗?又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比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也是平淡如语吗?而当我们读到：“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就会更其惊异：李易安的词就是这样的“寻常语”呵!然而奇怪的又正是这样的“寻常语”，千百年来产生着极不寻常的艺术力量。无怪乎王静安《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这又是一个卓见了。
文学史上众多的事实证明了王静安此说。大凡大家们，总是不故意的雕琢去追求华丽的词藻的。“噫吁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亦口语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不谓不脍炙人口矣，然则不是浅近如话吗?大家们就是这样的，在寻常中写出不寻‘常，这正是大家们不寻常之处。只有低能的诗人才以华美的辞藻来博取一些人的喝采。
又正如张端义所说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要做到以寻常平淡的语言，写出无比深意的作品，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得求之于诗人们对于生活的真知灼见，“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然后才能信笔所至毫无拘束，做到寻常中写出不寻常，在浅近的语言中写出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