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必诺，有诺必践”体现了新时期“信誉高于一切”的职业道德准则
信誉是一无形的资产，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业致胜的法宝。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客体间最重要、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就是公平竟争和互利合作，竞争和合作的前提则是相互信任，讲求信誉。古代有“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之说。近年来，经济活动中“信不继”，不信守商业道德的现象比较严重，引发出许多经济纠纷，造成市场竞争的无序和混乱。市场经济越发展，契约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也越大。“契约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更加突出商业经营者必须守信诺言的要求。“有信必诺，有诺必践”，可以为商家树立良好的信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客户。“有信不诺”，将会使商家失去商业信誉。最终必然导致商家信誉扫地，遭到市场的淘汰。
承诺制，新时期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
商业道德建设是一系统工程，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运行机制的配套建设、协调发展才能奏效。
加强商业道德建设，内需商家自觉改善，外靠机制约束导向
道德是一种植根于人们心理中的意识性东西，其能否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规范，以及发挥规范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规范并内化成心理体验的程度，或者说取决于个体对规范的认同程度的内化程度。个人物性的不同，对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内化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商业道德规范只有转化为商家的自觉意识，内化为心理需求，成为有思想、情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中，才是真正现实的道德。能否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取决于商家对这些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同。这种认同要靠商家本身的商德磨炼和自省，认同的程度受着商家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能力的制约。
另一方面，商业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道德间题不能仅仅从道德本身来解决，而要从社会更深层，特别要从社会的约束机制入手。道德自身的“规范力”强弱以及道德规范宣传形式和手段是否恰当有效，都会影响道德建设效果的好坏。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上层建筑的诸要素中，政治、法律和道德处于一种特殊重要的地位，作为思想和行为规范，它们是整个上层建筑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部分。作为社会秩序，它们密切相联，互相促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秩序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原始形态称为习惯秩序。道德先于政治和法律。因此，政治约束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对道德具有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力，凭借政治和法律的强制力可以强化和改造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加速道德规范向个体意识心理的内化进程。
2006年5月29日，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了全国青年高技能培训班的首期培训,这或许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大学期间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心中真是无比的高兴。感谢学校领导为我们争得这次宝贵的机会。我们培训3个月，地点是沈阳装备制造工程学校，历经3个月的培训，通过老师的认真的讲解和指导，使我们对数控车床有了很深的了解。对于我来说，能够对于一般的工件进行编程加工，能够熟练的操作机床面板,对于数控车床的内部结构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培训过程中，老师会在每个细节上给我们做详细的讲解，使我们在加工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使我在工作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我们对于一般的零件可以熟练地加工，但是对于更深的东西，我们还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去学习领悟，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全面的技能人才，所以不能为眼前的一点成就沾沾自喜，还要不断地去学习探索。
对于我们学机械的来说，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期，国家现在大力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荃地，沈阳又是老工业基地的中心，是一个重工业城市，会在这个美好的前景下，发挥我们的一技之长。对于未来，我们还不能太高估自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基层做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学苦练，攻克每一个技术难关，为自己的以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目前的就业前景来说，我们要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有一句话说得好，是金子到哪都能发光的，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从现在人才需求来看，像找们这样的人才，还是非常的紧缺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贡献出一点微薄之力。
这次青年高技能人才培训班的首批成功结业，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自豪的，能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非常的感谢上级各位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通过我们这次的培训，以后的每一期都会在各个方面得到不同的完善，一期好过一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愉人更多的新鲜血液，培养出更多更全面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的重工业的强大添加一个更大的硅码,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赤橙黄绿育篮紫》，这小说题名的禽念及其丰富的内朴实.也就是作者对色彩斑斓 的现实生活的诗的概括。可见，对一个熟悉生活的作家，短暂的迷惘和徘徊，可能是虚假 的枯竭，但如果作者不能对生活与性格进行深人的开拓和探求，走轻车熟路，也难于便每 一篇作品都出现“这一个”。蒋子龙的一些成功之作，特别是标志着所谓“开拓者”家族 发展序列的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以至解净的生活与形象，虽反映了“四化”建设者激 情浩荡的伟大气魄，但它们却又内蕴着各自不同的个性生命。如蒋于龙自己所说:“力求 一篇作品一个样儿分，以使生活的矿藏变成多样化的产品。然而，对于每一个在发展道路 上努力探求的作家，这又毕竟是必须不断为之奋斗的理想。蒋子龙作品里的多数人物，也 包括某些主要的人物形象，虽富于生活气息，并具有一定的.概括意义，却并非都巳达到 不可重复的“这一个”。较早的 《进攻的性格》里的朱石，如果也算做“开拓者”·家 族的一员，那就只能算做一种生活气质的胚胎，还缺乏形:象和性格的丰满与鲜明。即使 是霍大道，也巳在《机电局长一天》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乔厂长上任记》里，作 者虽努力想从知人善任的领导才干等方面，给这位老局长性格作另一些侧面的补充，以新 读者的耳目，但霍大道J探印在人们脑际的，仍是那机电局长奋战的一昼夜。至子那位使 “开拓者”家族出现集聚中心的某省工业书记车篷宽，也是未来管理机械工业的副部长， 在领导岗位上、改革热潮、中，被写得很有勇气和胆识。老骥伏杨，志在千里，在他的形 象里，闪耀着老一代为“四化”献身的精神光芒。他作风，朴实，行为豁达，又不讲情面 ，他既敢于大刀阔斧地破除除;规陋浴，撤换思想化、不称职的千部，那怕是自己的直系 ·亲属，又敢于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车篷宽的形象里，的确可 以说是集中了朱石(《进攻的性格》)的朴实和克己、应丰(《狼酒》)的忠诚与刚直、高盛 五(《人事厂长》》的千练和无私这些属于“开拓者”家族共同具有的精神品质。但是， 作为“开拓者”的“这一个，它留给人们的印象，却并不一定比那几个用笔不多的人物个 性鲜明，更不及霍大道、乔光朴那样的性格突出与丰满，也缺乏他们在读者心灵中造成的 那种精神冲击的力量。
蒋子龙在《小说的灵魂何在》一文里曾说到他近年来的创作，“是围绕着‘权’字在 做文章.‘权’带来许多其他问题，围绕着‘权’许多人的灵魂变得赤裸裸的。找到了这 个角度，我就写了一批作品，有人称之为开拓者系列。我很愿意将这系列完成。我认为当 代人的命运，特别是工业战线，是与权力、职务、升降绞在一起的。因此，我取这样一个 角度看人。”
作者如此观察和把握我国历史新时期生活矛盾的特点，应该说是捕捉到了目前开拓“ 四化”新局面的现实的脉搏。因为在这交替的时代，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工业管理体制的 改革，都改革者的开拓，而他们之能否发挥“开拓”作用，又确实和“权力”佼关，即 使是坚持改革的掌权者，要贯彻改革的愈图和措施，也还是要不屈不挠地冲破形形色色的 阻力，才能有所作为。稍一示弱，或许还要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有暂时 的失败。恰如《悲剧比没有剧好》的主人公之一的呼从简所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依 靠一个好的沐制，一套好的制度，一个单位能否振兴，很大程度取决于那个单位的掌权者 。”我们党所以如此重视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不也正是为了适应现阶段的客观吗?蒋子 龙这种对现实的卓识渗透在他的几部著名的中短篇里。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征文，这种群众性的、记实性的写作活动，便是我们伟大时代满园春色中绽开的一枝“红杏”。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使神州大地春色无限，万象更新。前无古人的四化伟业欣欣向荣、燕落日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Ql歌徽动人心、响彻四方。新事物、新成就、新人物不断涌现，层出不穷。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进入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愚昧走向文明，压抑化作欢畅，迷茫变成光明，大地充渝生机和希望，万千的人们呵，有多少贴心的话语要倾诉，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值得赞颂，有多少新旧对比而来的悲欢感受孺要吐璐啊I于是，征文活动—这种最具群众性和时代感的笔会形式，便应运而生、而盛，宛如一枝出墉的“红杏”，顶着神州大地的满园春色，开放在亿万群众之中。
据不完全的估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中，全国各地众多的报纸、电台(包括各级有线广播台)、杂志和出版部门，举行过的各种征文活动达数百次之多，工、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和各工厂、农村、机关、院校、部队等rMl单位在广播、墙报、内部刊物等舆论工具和文化中心举办的征文活动，就更不计其数了。征文活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形式，正愈来愈深入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起来。
据对近年来各种征文活动的基本分析，笔者以为，征文按其特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记实性的征文。这类征文形式十分广泛。依据举办单位的耍录，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可以有通讯、报道、:调查报告、速写、报告文学、记事散文、特写等多种形式。纪实性的征文在整个征文活动中占绝大多数。它的基本要求是以写真人真事为前提，不能虚钩和编造。
这一类已经举办过的征文活动有(以下举例均为一九八四年内的):
《光明日报》举办《光明》国庆征文，要求用文字或报形，反映三十五年来各条战线上知识分子的突出贡献及其巨大作用。
江苏《新华日报》举办国床有奖征文《激动人心的一页》，要求反映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选择其中最为精菜的一个片断，写成真实的、富有感染力的征文。
《为了孩子》杂志社举办《我当爸爸》、《我当妈妈》征文，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教育子女的天然学校，要求广大年轻家长反映自己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切身体会。
《内蒙古青年》杂志举办了《热爱内蒙古，献身内蒙古》的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结合本人的思想、经历、职业、见闻，着重阐发自己的认识、见解，抒发感情、志向，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内蒙古而贡献力量。
第二类:知识性的征文。这类征文的基本要求是要作者透择某二富于知识性的题目，通俗且不乏趣味地宣传各方面的料学知识，一传播唯物辩证法。这一类已经举办过的征文活动有:
北京《海洋》杂志社等联合举办《美丽富饶的祖国海疆》征文活动，要求从祖国某海疆的自然地理到物产地利，从秀丽风光到人情风貌，精选片断，写成开人眼界、娱人耳目的征文，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上海《我们爱科学》杂志举办了《爱鸟》征文，要求从亲身体会和实践中，抒发爱鸟的衷情和志趣，使青少年从小懂得爱护鸟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北京《旅行家》杂志举办了《我爱祖国山河美》的游记征文，要求作者在游历名山大川时抒发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情壮志，激发推进祖国四化宏伟事业的坚强决心。
上海《解放日报一》举办了《自得其乐》征文活动，以丰富广大读者的业余文化生活。凡反映有益的、健康的业余文化活动的文章均可应征。
第三类:文艺性的征文。这类征文是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对培养文艺新人，繁荣文艺创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类征文有:
上海《解放日报》市郊版举办了微型小说征文活动，要求作品以短和精取胜。
辽宁《鸭绿江》杂志举办“丰收奖”文艺征文活动，要求以现代化建设为题材，创作的体裁、形式不拘，以反映文艺百花园一派“丰收”的动人景象。
西安电形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新时代》杂志举办《千字影评征文》活动，要求广大电影爱好者写出千字左右的影评文章，以推动电影评论工作的广泛开展。
从以上记实性、知识性、文艺性三类征文活动的举例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识性征文虽然在要求、内容、写作方法上与记实性征文有所不同，但也是以科学的生活的真实为大前提的，所以就本质来说也是记实的。这样，我们不妨把征文从内容上归成两大类:一类是记实性(包括知识性)征文;一类是文艺性征文。记实性征文是大量的、广泛的，迫及各行各业，文艺性征文范围是有限的，只占全部征文括动的很小部分。众所周知，记实性征文要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文艺性征文反映的是艺术的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鉴于文化创作和艺术真实有其特定的规律，而且这类征文活动较少，因此本书所谈的征文写作是指记实性征文的写作方法，即便更义上的新闻报道写作方法，文艺性征文由于砂灰到文艺创作问题，就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一九八四年各界举办的征文活动，除上述列举过的以外，较具广泛性的还有北京《合声》杂志举办的《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征文，海内外爱祖国、女统一的炎黄子孙都可以参加，许多爱国人士在征文中为祖国统一献计奴策。上海《少年报》举办《春天的日记》征文，山西《小学生》举办《自我介绍》征文比赛，吉林《小学时代》举办《可爱的家乡》征文，吸引了众多的小作者踊跃参加。北京《读书知识》杂志举办了《我们的生活》作文比赛，《命题文学》杂志举办了《我的同龄人》、《路》专题征文，贵州一杂志举办了《报刊——我的良师益友》征文，上海《青年一代》杂志举办了《我解决了一个难题》征文等等，举不胜举。这些征文活动涉及开拓智力、培育新苗，涵养修养、丰富生活，回顾历史、展望前景，人生道路、风云际会；大致历史事件、时代历程，小至个人琐事、一得之见，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丰富多采，它动员着广大的应征者把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和事，充满激情地传达给别人，向人民报告时代的佳音，把当代生活中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动人心扉的事情，及时地写成征文奉献出来。群众的甘苦、创造、愿望和情绪，都在征文中祖礴无遗，历史的脚印、时代的脉搏，也在字里行间显现。这可以说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教科书”，直笔修文的“大课堂”。参加者数以千计、万计、十万计，难道还有比征文活动拥有更多群众的“大笔会”吗！
可以预言，随粉四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将得到更加充沛的时代的活力，征文这种写作形式，将再越来越广泛地在各条战线、各个阶层中开展起来。
新时期以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渐泛滥，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文艺本质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人性论问题，向内转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崛起的新潮问题等等；一时间种种错误言论，诸如“淡化政治”、“淡化生活”、“不屑于歌颂丰功伟绩”、“自我表现”、“反理性”……沉渣泛起。这些争论，这些泛滥的错误思潮，都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出正确的认识，那么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过去文艺界在阶级性问题有过“左”的倾向，尤其受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过不良影响；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把阶级斗争弄到是非颠倒，歪曲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无论是“左”倾、也无论是林彪“四人帮”的恶意歪曲，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今天我们理解、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决不是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但是，这儿年文艺理论界似乎刘一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缄口不言，似乎一谈文艺阶级性即是“左”，即是“僵化”。如此，阶级性问题又似乎成了禁区，一个新的禁区。关于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从列宁，毛泽东到鲁迅，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以为他们的论述是经典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没有过时。这些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当今需要一认真探讨的，是如何看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经过40年的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是值得十分注意的方面。可是一段时期里这后一方面往往被一些人故意抹煞，把它“遗忘”了。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又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熄灭”、“还可能激化”并非一般说说，而是现实的存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和性质。应该看到，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和平演变、渗透、颠覆的斗争手段，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新时期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它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怎么可能不具有阶级性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艺要超阶级依然只能像鲁迅先生嘲笑过的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仍然恰如用自己的手揪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当然是由现实社会阶级斗争的态势决定的；而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由意识形态的矛盾斗争的态势所决定。江泽民同志《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指出：改革开放，必然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乘隙而入。他又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江泽民同志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启蒙救亡双重变奏”、“主体性”，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什么“个人价值”、“自我表现”、“反理性”、“性解放”……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泛滥成灾，触目惊心的现象，这就是改革开放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态势。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社会阶段里，必然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在生产资料变革基本解决之后，旧社会的遗留物还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留存有封建主义思想，殖民地社会思想意识，这些东西在一定的气候下也会沉渣泛起，泛滥成灾。如近年来，种种封建迷信意识“崛起”，什么风水、占卜、相术、择吉、巫术等等在一定气候下时兴起来。有些甚至打着学术性、科学性的招牌来搞封建迷信。又如，近年来“崇洋”意识之浓厚，令人膛目结舌。这些自然和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密切关系。
意识形态领域内这些复杂、尖锐的斗争矛盾的情状会较长时间存在，并且会在一定气候下变得剧烈起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对我们文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我以为列宁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从当今国际上风云变幻的大背景来看，尤其是这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艺必然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性。在新时期里，党根据客观实际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就体现了新时期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态势的特点。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给社会主义文艺作了质的规定。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到：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儿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这里指出的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性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列宁论述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所以，“二为”方向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表明了与资产阶级文艺根本对立的质的区别。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含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不是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构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为社会的“主人”性质根本不同。我们的文艺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完全区别于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一些“文化精英”认为“二为”方向是从外面加给文艺的，是对文艺的束缚，文艺要回到“自身”，必须“突破”“二为”；一些人则声称文艺就是贵族的，声称要做精神贵族。这种种谬论分明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属性，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文艺。
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一些“文化精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歪曲为超阶级的口号，主张没有任何前提、没有阶级内容的“放”和“鸣”，实质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双百”方针也是有明确的阶级内涵的，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前提，体现了“双百”方针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新时期里，“双百”方针是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这是前提条件。如果抽掉了“双百”方针的前提，就是抽掉了它的阶级属性，使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针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巨是为文艺界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实践问题。如上所述，前些年文艺界内一些人提倡作家做精神贵族，认为文艺本来就是属于贵族的；倡导文艺与人民“离婚”，把自己放在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位置，这就完全是违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至于那些明目张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河殇》、《论毛泽东现象》之类，把社会主义社会写成“叫人无法忍受”的“腐朽而黑暗的存在”，煽动人们起来做“绝望的抗争”，正是代表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向我们进攻的东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它们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