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画家伦勃朗说：“比金子更重要的是名誉，比名誉列重要的是自由。”
今天我看完了《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书。
在康涅狄格州的的乡下，有一只叫柴斯特的蟋蟀，它因贪吃跳进了一个野餐篮，被带到了纽约市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很幸运的是，它碰到了很爱它的男孩——玛利欧。柴斯特还结交上了两个好朋友，聪明又幽默的塔克老鼠和憨厚的亨利猫。一天，玛利欧一家偶然地发现了柴斯特极高的音乐天赋，这件事还被登上了报纸上。于是，柴斯特一夜成名，成为了一名演奏家，第二天有许多人来看它的表演，这件事马上传开了，蟋蟀会拉曲子？有人很怀疑，不过后来他们都相信了。
就这样，来听曲子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夸赞。柴斯特用它绝妙的音乐天赋回报了朋友们的真挚友情，还帮玛利欧一家摆脱了困境，自然也成为了震惊纽约的演奏家！然而，成功、成名以后，柴斯特觉得自我并不快乐了。成名后的柴斯特很想家 在朋友们的帮忙下，它回到了家乡，找回了快乐的自我。
它看完这个故事，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真是奇怪啊！当柴斯特立于成功的高峰时，却突然想过那种不出名而平平常常安静的生活，宁愿给乡下的土拔鼠，雉鸡，鸭子和兔子，以及所有住在草原上或是小溪旁的每一个生命演奏。想演奏就演奏，想休息就休息。对于柴斯特来说，这就才是他想要的“自由”生活。
我曾看过一则报道：讲的是一只麻雀，如果你抓住了一只麻雀，把它关在笼子里，想驯养它，照顾它，那是不可能的，它从来不肯吃你准备好的美餐。第二天，它已经饿死了。也许对于麻雀来说，能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就是“自由”。
正如亨利猫所说，“既然柴斯特的一生是它自己的，它就应该去做它想做的事。如果成名只是让它觉得不快乐的话，那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关爱小动物，给小动物更多的自由；关爱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一齐创造更美好的环境。
年轻的朋友往往十分景仰“名人”，然而可曾想到，许多名家在生前恰恰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其实是后人献在他们墓地的鲜花。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64),鲁迅称他的著作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书”。他生性豪放，轻财重义，把一份家产散尽后靠卖茶度日。他写作时经常无米下锅，冻馁难忍。但他善于苦中作乐，抓住儒林群丑，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他在生前，竟被族中人骂作“败家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1797-1828)，是近代音东史上的“歌曲之王”。他一生潦倒，没有谋到过什么职业.经常腰无分文，饥肠辘辘。有一天，他信步走进一家饭馆，偶而看到桌面上的报纸上登有一首小诗，当即配上乐曲，交给店主换了一份土豆填肚。这乐曲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摇篮曲》在他逝世三十年后，手稿在巴黎拍卖，以四万法郎的高价成交。他在生前，一直被维也纳上流社会拒之门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最终在乡间默默病逝。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I829)，是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之中写了《动物学哲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但投有拿到过什么报酬，在极度贫困中迎来了晚年，却又双目失明，境况更是凄凉。尽管如此不幸，他仍然坚持自己口授著述，由女儿笔录，继续进行七卷巨著《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一书的写作。他去世时连块墓地也买不起，两个女儿租用了五年墓地。五年到期，这位伟大学者在九泉之下的梦，又被生前的贫穷惊醒了。
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荣摺。虽然，一个伟大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常常要经历时间的严峻考验，方锗显示其价值，然而，这种考验有时竟会显得如此不公正。
历史，在它行进的途程中，自有它自己的辩证法。渡盖在珍珠上的尘埃，终究会被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冲刷殆净，而还其本来的光彩。
挪威数学家阿贝尔(1802—1829)，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傲出了五次代数方程一般不能用根式求解的证明。他将论文自费印刷，送给欧洲“数学王子”高斯，可论文却被这位权威打入了冷宫。两年后，他又写了关于高等函数的著名“巴黎论文”，送到法国科学院。那里的两个数学权威，一个根本不屑一顾，另一个也是无动于衷，阿贝尔在冷遇和气愤中死去，年仅二十七岁。死后三天，柏林大学请锥任数学教授的聘书，寄到了他的家中。又过了十二年，“巴黎论文”重见天日，一发表，就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论文之一。
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1832)最先提出了近代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群”，可这篇论文被法国科学院一位目空一切的数学家丢失了。次年，他又写了几篇数学论文送交法国科学院，不料主审人因病去世，论文也不知所往。再过两年，他被迫把自己的研究再次写成简述，寄往法国科学院，两位数学家又因“完全不能理解”而予以否定。其实，他们都没有读懂伽罗华的论文。二十一岁那年，伽罗华死于决斗。三十八年后，他那六十页厚的论文终于出版了，从此，他被公认为“群论”的莫基人。
阿贝尔和伽罗华，宏才远志，厄于短年，他们在生前并没有追逐过美名，相反，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创造的权利而奋斗。而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九泉有知，所企求的仍然不是成功的桂冠，而是人们是否最终认识了他们在数学中发现的价值。
真的盛誉，莫过于后人在承认了他们的价值以后，运用他们的建树来进一步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明代末年的科学家，他不仅撰写了著名的《农政全书》，而且编写了《崇祯历书》，是我国制造和使用望远镜观察天文的第一人。这位官居礼部尚书的科学家，科学上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无所多求，“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修改历书的任务，咽气时也没有忘记推荐后学。由于战乱频呈，《崇祯历书》修成后没有及时颁行，到了清代终于被采用，奠定了以后三百多年我国历法的基础。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1822—1884)，在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灰色围墙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豌豆杂交试验，得出了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写的《植物杂交试验》刊登在自然科学学会的年刊上，被分送到了欧洲和亚洲大约一百二十个图书馆。但是，没有引起丝毫反响，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年间，也没有谁提到过他的论文和定律。孟德尔在坟墓里静静地又躺了十六年，等到1900年的春天，动人的情景终于出现了卫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荷兰、德国、奥地利的植物学家，几乎同时奔向图书馆，翻开积满了四十年尘埃的学会年刊，一盏明灯也就骤然放出了异彩。从此，遗传学研究异军突起，为世人所注目。
他们都是勤奋的播种者。他们播下了种子，而把收获的喜悦留给了后人。后人献在他们墓前的鲜花，其实是由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发芽、生根、结蕾，而后开放出来的。
现在，为了激励人们成才的勇气和志向，历代名人常被请来“示范”。但是切不可忘记，他们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难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既定的成就和享有的盛誉时，更不应当忘记他们也都经历过默默无闻中的艰辛和奋斗。
赫青黎说过:“总有一天，真理会取胜。即使真理在他一生中未能得到胜利，为了坚持真理也会使他变得更好，更加聪明。”
名誉，只能跟随在“胜利”后边，随“胜利”而到来。但唯有真理，唯有认识真理的事业，才值得毕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