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人为阅读对象的综合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月刊，像日常小百科全书一样，被职工群众视为良师益友，被工会干部当作参谋和助手，在建设两个文明中起着重要作用。《辽宁工人》杂志三年多的办刊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认识到工人刊物之独特作用的为数并不多，否则何以出现偌大中国仅有五家工人杂志的怪现象?!是工人不需要吗?否I是不具备条件吗?否!归根结底是认识问题.
目前影响办刊的模糊认识大致有三:一日“多年没有办刊照样干!”二曰“各种刊物有的是，何必再办工人刊!”三日“工人要看有报纸，何必再办杂志呢”归纳起来，不外乎“取消论”与“代替论”。果然如此吗?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全K已经办起来的五家工人杂志的共同体会是:办与不办大不一样，工人双手赞成，都把工人刊物看作工人之家，工会干部反映“有了工人刊物，工作有办法。”对于工人报纸能否代替工人刊物的问题.工人们一语道破:“工人日报尽管办，精神食粮也不足，报刊从来有区别。一个快来一个深，两者特点本不同。”可见工人报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实践出真知，工人刊物不f旦需要办而且要办好。我从创办《辽宁工人》杂志的三年实践中，摸索出为工人办刊的初步规律，可概括为一、二二、三、二、一纺锤形定律，共分五点，试论之: 忽略工人刊物的出版.已成为历史痛疾，在书刊之林中.专为工人出版的杂志微乎其微。这和日益壮大的工人队伍很不适应;和建设四化的要求差距更大。因此，为工人办刊似已具有一定紧迫感，我们应以满腔热忱，争时间，抢速度，力争早日填补这一空白。这就要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速度里面出效益，时间就是胜利!面对艰巨的重任，有两种主张:一是以要求质量为借口，手持“好箭”迟迟不发，要求人员必须齐备，稿件必须有积蓄。空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另一种则是，质量并重，贷中求质，人员不必全.稿件不必多，有几名干部就可以办，边上马边备鞍.在实践中成长壮大。《辽宁工人》的创办，就是后一种主张的实践。
1980年春天，正是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大地的时刻，一切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重新颠倒过来，工会工作要大上，职工思想教育要大上，抓紧青年工人思想教育迫在眉睫，为工人办刊势在必行，早日出刊又为形势所迫。于是仅仅筹备一个多月的《辽宁工人》应运而生。在通常情况下，筹办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月刊，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敢不敢突破这一规律，创造办刊的新路子，是摆在我面前必须果断做出回答的间题。当时，我和刚刚调来的三五名干部都有一颗为工人办刊的热心，我们决定大胆尝试。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天下无难事，全在人为之，不为易亦难，为之难亦易”。要想成就一件事业，四平八稳，不冒一点风险是不可能的，不具备成功的客观因素，硬要上马，是盲动主义，具备一定的条件，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促其实现，是尾巴主义。回顾我们突破一般规律得以实现1980年红五月出刊的计划，就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胜利，而这一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真谛在于赢得了时间，掌握了主动，只有这时，才真正领略了古人“惜寸阴”“惜分阴”的苦心孤诣。
近读四川文联主办诗歌月刊《星星》第一期刊登了丁永淮同志的(诗，请在散文门口止步)一文，引证恩格斯的名言“如火如茶的热情”以阐明“诗歌质的规定性”;发了一通议论之后，关于反对诗的散文化，又借引了老诗人艾青同志的《大上海)和贺星寒同志的《为民主争辩》为实例。责备类似名人的诗作“没有诗的凝炼，没有诗的感情，没有诗的形象，也没有诗的音乐美”云云。随后，第三期《星星》就发表了林希同志的《“诗的散文化”浅见一就教于丁永淮同志》。对丁文所述有同意之处，也有异议之点。总的是同意“散文诗化”，鄙弃诗的散文化。但对丁文引述艾、贺两位诗人的大作片断予以责难，颇为不平，被认为是“草率从事”的“折腾”，不“实事求是”的“分析”，等等。
大约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繁荣诗歌创新起见，编者在按语中说:“任何人有权对任何作品提出批评和赞扬，但要持平等的态度，言之成理，论之有据。……”
近读《星星》第四、五两期，都没有发表这方面的“争鸣”稿件，不知是读者默认少写，还是编者“稿荒”或“稿挤”待发。眼看这气氛仍在冷落，我有感于怀，便不揣冒味提意见。
先说几句题外话。二十多年来，自己在业余不断读诗和学习写诗，虽无出息，但对讲授古诗新诗不无裨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总断不了买诗集、订诗刊的“瘾”，万万想不到在那“史无前例”的“横扫”时期，却也免不了备受种种劫难。至今，古诗新诗五花八门读了不少，各种体裁，各种流派，鉴赏许多，这都各有千秋，各有长短，作为业余欣赏，兼收并蓄。
欣喜老一辈革命家，包括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们，大都有此爱好，常在戎马惚控间隙，触景吟诗，抒发豪情，记述行踪，激励后生。更喜当今诗坛新人层出不穷，不断创新有佳作。
人们共同的感觉是，诗总是诗，古典诗词在韵律、字数上都很严格;新的白话诗在押韵字数上虽不限制，但也不可随便，诚如毛泽东同志生前主张的“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而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精炼，大体整齐，押韵”。鲁迅、郭沫若等文豪多次谈到新诗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有韵。这是因为古往今来，诗歌不仅要求语言凝炼，同时要富于音乐性，琅琅上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舜典》)乃是由于人们在纷繁的生活中，需要有和谐的音韵，鲜明的节奏，简短的语言来调节生活的愉快。
今天，随着时代的飞跃发展，为着推进四化建设的速度，广大人民群众仍然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各种各样的诗来让大家吟唱，传播;发挥战斗作用。当然，无论什么样式的诗歌，务必语言精炼，意境深远，大体整齐，大致押韵;决不可弄成散文化。至于标明“散文诗”则另是一码事了。
人们在阅读和欣赏某篇小说或散文的某些精彩段落时，常常盛赞为具有浓厚的“诗意”，而决不说某首诗具有美妙的“散文味”。看来，“诗的散文化”是我们一致不受欢迎的了。
但是，丁永淮同志引述艾青同志的《大上海》第三节，贺星寒同志的《为民主争辩)第五节时不分行排列，也认为是不恭之举，艾青同志是中外闻名的老诗人了，他的这首待共计28节，228行，每行最少3个字宕最多17个字，也有排比、对偶句，但大都参差不齐，按前后押韵的“十三辙”来对照，就押了“发花”“梭坡”“一七”“言前”“人辰”“江阳”“中东”七个韵，每节最少有三句，最多十三句，只在最末一句加一个标点，使人百思不解。贺星寒同志的名气不及艾青同志大，但诗作也不少。丁文所引这首诗全长五节1 27行，前后押一个“言前”韵，句式大体整齐，无可厚非。据丁文指责无诗意而具散文化。我认为主要是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充塞诗内，显得干瘪。丁文没有提到的散文化的诗还大有人在。有的老诗人喜欢拖泥带水写得长，碍于名气谁敢改?!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秀，写过一些好诗。但如不继续扬长弃短，刻意创新，而学得拖泥带水，那就令人担优了!
多年来，有些人标新立异另搞一套，伤风败俗，至今仍存隐痛。现在提倡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可千万别把诗的传统格调降低了，格律诗与新诗虽有不同，但不可忘了新诗仍然力求“精炼、整齐、押韵”方便朗诵。写诗要想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口味，方能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