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
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
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
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
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
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
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
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
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包拯得过天章阁待制、尤图阁学士的官衔）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包公判案——铁面无私。”这句歇后语人人皆知。我们班也出现了一位包公，他就是我们班的宿舍长。
此人属于重量级人物，圆嘟嘟的脸长得极像包公。就只差额头上的月亮了。如果在古代，他的形象足以以假乱真。
说他是“包公”，不仅样子像，性格也像。在宿舍里，不管熟人还是生人，他都照管不误。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们宿舍八人，都乖乖地躺在床上，盖好被子，准备睡觉。不知是何方神圣竟如此大胆，在“包公”面前发出一声怪叫。我们的包公立即判断，一定是小郑同学做的“好事”。立马拿出他的“葵花宝典”登记。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太阳特别毒辣的中午，连“知了”都在树上喊热。我躺在床上，被子盖着身体，感觉特别不舒服，就不知不觉地喊了一声音：“好热呀！”那位“包公”很快听出是我喊的。全然不顾我们九年之交，把我的大名登了上去，转头就上次给老师。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包公”呢？
莫桐，莫桐，果然与众不同！
“别看严劳保铁面无私，但他却是热心肠”凡是和于占水接触过的人都会歇出这样的评价。
化工原料厂老工人施建，有一阶段，情绪低落，紧锁眉头，象有什么心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军间分会按照于占水提出的“四个必访”原则，乘火车到池家去访向。
原来施建和家住农村，全家七口人，只靠他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到秋天交口粮钱时，就成了最大的精神负担。于占水了解情况后，立刻来到原料厂，找党支部书记和分会主席研究，决定采用群众互济的办法，解除他的后顾之优。在于占水和其他领导人的带动下，群众争先恐后，很快就凑了五百斤粮票。工会又先后补助了一百四十五元钱.全家领回了全年的口粮，施建和的一块心病给解除了。
可是，于占水还不放心。他想:这样互助的办法虽好，却术是长久之计，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于是他和分会的同志再三同施建和所在大队商量，给他家拨出一块自留地，自种自收，使生活有了初步的保障。施建和眉开眼笑，逢人便讲社会主义制度好，是党拯救了他们一家人。
车辆车间打砂工李宝年，患脑血栓病后，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又是个哑巴，全家四口人，只靠十五岁的大女儿料理家务，生活较贫寒。于占水始终把季宝年一家的困难挂在心上.他经常去李家探望，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后来，于占水向公司党委和行政负责人作了汇报，李宝年被定为公司的重点补助对象。春节前夕，于占水与分会的同志一起来到李家慰间。当他们把新做的四件棉衣，一床棉被和粉条、豆腐等助食品送给李宝年时，李宝年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从此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同党的心靠得更紧了。
老工人赵忠明没儿没女，住单身宿舍，退休后暂住在一间看水房的小炕上。一次，于占水给他送工资，一摸炕冰凉，地也发潮。仔细一问，才知道老人还有一个过房孙子，因孙子姐妇赚他胜，没接他回去住。于占水看见老人这样清苦，他觉得没有尽到劳保委员的责任。心想应当带助老人改善和孙媳的关系。
于占水亲自找赵忠明的孙媳做工作。头一次没做通。第二天他又接着做。他举了许多正反典型，反复宜传供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美德，孙媳终干开了窍。忠明的晚年有了归宿，过着幸福的生活。
还有一次，于占水听说老工人陈国兴有病在家卧床不起。他一下了班、带上新做的饭菜去看望。陈国兴高兴地打开饭盒准备吃饭时，只见儿子小陈进来了.陈国兴见儿子那身打扮，气得放下饭碗，把头一扭不吃了。于占水定神一看，眼前姑着一个留着长发，穿着大号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年轻人。陈国兴生气地说:“于师傅，这孩子叫人不放心啊!我起不了床，你替我好好管教管教吧！”于占水安慰他说:“这事你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打那以后，于占水苦口婆心多次找小陈谈心。他象一团火，逐渐把小陈那颗冰冷的心暖和过来了，并在1980年成了一名司炉工人。春节期间小陈买了礼物前去看望于占水，于占水一件没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些东西你带回去。只要你能学好，走正道，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