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我们遇到了很不幸的事件，在我们中国武汉发生了很可怕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听爸爸说这是一种新的人传人的病毒，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病例，爸爸把手机上的每日《新冠状病毒疫情实时动态》给我看，让我也知道这种病毒的发展情况。
阅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时动态》，我从中知道这病毒的传染性是多么严重。如果有人身上携带这种病毒，与他接触的人就会被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时动态》里面说明了是飞沫传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传染源附近呼吸，病毒可能就会进入我们肺里。听起来好恐怖，现在我也明白最近我们一家人都不出门的原因了。爸爸妈妈要求我只能待在家里，不允许我串门。今年我都没去外婆家拜年了，外婆家好多好多好吃的都尝不到了，真遗憾！不过为了身体健康，没关系。外婆说了，明年再去，她会给我做更多的美味。
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时动态》里我还了解到来自我们祖国的大温暖：湖北武汉疫情最严重，那里急缺大夫、口罩、防护服，但我们国家四面八方都在积极援助。全国各地的医生都冒着风险前往帮忙，在国外的中国人也送回空运的紧急物资。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外国朋友也在支援我们！看到这些报到我心里暖暖的，这真是“病魔无情，人间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
刚刚妈妈过来说，为了表示对湖北的援助，向红十字会捐了1000块钱了，妈妈真棒！疫情还在扩散，还很严峻，我会继续听话呆在家里不串门!希望我们国家尽快度过这个难关，走出困境!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在2019年年底，一场“抗击病毒”的战争号角响彻全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下，每个中国人民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2020年1月24日晚，全国各地医务人员于除夕之夜出发支援武汉，他们何等伟大！放下小家顾大家，虽然有隔离服防护，但还是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医护人员毫不畏惧，拿好手术刀，走上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新型冠性病毒发出宣战:“疫情，我们与你对抗到底，有这样的人民，这个国家还怕什么？冠军不属于他们属于谁？”
不仅是医护人员还有许多“后盾”，除夕之夜不少人员都放下假期埋头工作，与疫情对抗，这一晚，虽然有许多家庭未能团圆，但是他们与全国人民的心联结在一起，对于疫情之战献出自己微弱的一份力量。
全国各地人民团结一心，在党中央认真决定下，为防新型惯性病毒交叉感染，天水市取消了正月初三泰山与南山公墓的祭祀活动。
疫情当下，为何逆行？因为我们要抓住那位名为“生”的光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会赢！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大打赢疫情防控战。
抗疫不仅仅是医护人员，领导者的事情，我们也有义务去抗议，出门必戴口罩，防止呼吸道感染，勤快洗手等。
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抗疫！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1956年年底，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请王承书同志去搞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空白。接受，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的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学专业，去开创一个新领域，这对于已届不惑之年的女性来说，决非易事;不接受，这块空白总需有人去填补，谁干都得转行。同别人比较，王承书觉得自己转行对科研的影响最小。她后来回忆说:“有人说中国穷，搞科研没条件，其实我们回来时何尝不知道，那时条件比想像中更差。但我们是中国人，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加人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 从此，王承书的名字与中国原子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
她告别了曾付出巨大努力才进人的统计物理学领域，开始了新的跋涉。 1958年，处于北京郊区的原子能研究所建立起热核聚变研究室，由王承书、钱皋韵、李整武等人担负技术工作。她负责理论部分，致力于等离子体物理和磁流体力学的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从此，她开始了长达 20年的集体生活，一日三餐吃在食堂，睡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1959年，她又去前苏联学习了几个月。回国时，得到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工作计划的书。在火车上度过的七天七夜，王承书同火车轮子一样日夜不息，将这本资料翻译出来，回国后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
她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设计和建造工作。在王承书的指导和带领下，我国第一批热核领域理论人才迅速成长，大多数人已成为我国热核聚变的科研骨干。 1961年春天的一天，王承书被钱三强先生请到办公室。 “你愿不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去搞气体扩散?”钱先生严肃地问。 “我愿意。”王承书毫不迟疑。对祖国需要她从零开始，她从不讲条件。 王承书悄然地从物理学界消失。在每个星期一清晨，许多人看到中关村路边有一位清瘦的中年妇女在等班车。
1990年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来通知，要我参加中宣部文艺局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班学习，对此事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此前，中宣部文艺局长李准同志给我来了个电话，询问我的教学任务情况，问我能否安排一段时间外出学习。关怀之情殷殷可鉴，我十分感激。我同李准同志只是在一次会上见过面，并不熟。我想，这次通知我参加这个研讨班学习，大概是因为这儿年写的文章的缘故。我自1985年后，对当时文艺界一些现状，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如《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坛外杂话》(系列文艺随笔)、《评河疡》等。这些文章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关注，一些刊物、报摘、文集都曾转载过其中不少篇章。我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的现象十分不满，写了不少与古代文学“分内”无关的文艺评论文章，所以评论者称我是“破门而出”(破古代文学之门，参加了当代文艺评论活动)。当时文坛很奇怪，确实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批评的“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形成了只准错误的东西“放”，不能进行正确的论理批评，使得错误的东西十分得意，越来越泛滥。出于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我就“破门而出”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文艺摇旗呐喊，做点零敲碎打的工作，竟受到中宣部文艺局的关注。
尤感意外的是，研讨班主持者在开班时竟宣布我担任这个班的班长，我再三表示不可。主持者说，是领导决定的，不要推辞了，我只得勉为其难，好在还有专门负责班务的同志。我之所以一再推辞是有一个思想指导的，因为研讨班共到19位同志(原邀请20位，海南一位同志未到)，18位是中共党员，惟独我是民主党派成员，所以深感不安。1991年元旦，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设宴请我们研讨班的同志吃饭，祝贺新年。我跟敬之同志说：“贺老，安排我当班长不合适，我是民主党派的同志。”敬之同志笑着说：“我们知道你是民盟的同志，我们也知道你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党外布尔什维克嘛。”我感动地说：“谢谢贺老鼓励，我尽力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后来细细想了一下，参加研讨班的同志适合当班长的大有人在，不少同志都是知名文艺理论家，有文联主席、研究所长、刊物主编……之所以让我当班长，完全是为了鼓励、培养民主党派的同志，使我得到锻炼提高。我因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统战部在贯彻统战政策、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其他部门也同样关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班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非常
感激中宣部，感激文艺局的同志们。我一定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去年年底，杭城下了一场多年末见的雪。雪虽铺得不厚，却仍然洁白无瑕。这无瑕的雪，仿佛又把我带到三年前的那个冬日，带回那银色与欢笑所堆砌的寒假。
当时，我随父母回到八百里洞庭之滨，在益阳陪伴爷爷、奶奶过春节。雪的降临,，似乎一下子世界变得温柔起来。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我就把睡懒觉的小姐姐阿奕拉起来，叫她跟我下楼赏雪去。
欢笑把我们驱赶到资江大堤上。望着眼前缓缓流动的江水和无限延伸的资江两头，我俩遐想着外面的世界，憧憬自己的未来，然后划出一块雪地，堆砌起两个小小的身躯，再拧出两个雪球，安在上面，最后画龙点睛，用江边的有色碎石，拼凑出大大的眼和微笑的嘴。于是，两个虽并不十分精致却是用心创造的生命形象完成了。
阿奕虔诚地说：“有位作家说过，在雪中许愿，愿望就能实现。”带着一份默契，我和她同时闭上眼睛，在这一尘不染的银色世界里，各自许下一个心愿。以雪为证，我的祝愿是：愿天下每一个同类每天都能感受一份温暖，无论是来自自然之火，还是来自同类之爱，都行。即使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能从微不足道的光亮中看到温暖的希望，也行。
许完愿，我俩互相询问对方所许的内容，意想不到的是，竟不谋而合。我们不禁开怀大笑，继而重新沿着江边漫步。我不知这一趟究竟走了多远，只知道身后是四行长长的足迹，大致可以同资江以外的世界相连……
回首往事，我感受最多的还是一份感动。拥有这份感动，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享受!美好的回忆，总需要人细细品尝和回味，此刻，温暖又从心底升起，从而蔓延全身。
比我年长两岁的阿奕已经高二了，她正守候在遥饭的资江边，为明年的高考而奋起拼搏着。但我相信，无论是怎样的书山题海，她都不会轻易淡忘和改变属于我俩的那份祝愿，还有一个由银色的雪花所染织的洁白世界，连同一份洁白的友情。
1982年年底的一天。北京京棉二厂细纱车间日班的工会主席崔文彦，发现保养工普永通情绪低落，显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面庞也有些消瘦了。
崔文彦找到小普，向他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老实巴交的普永通不愿吐露心中的忧愁，只说了一句:“活着有什么劲呀，”他这样一说，崔文彦的心更不平静，小普到底有什么精神负担?崔文彦就急忙约好日班另外几个同志，到小京进行了家访，还走访了小普的母亲。
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三十二岁才结婚的普永通，婚后三年爱人不孕，医生给开了证明，小普失妇便抱了一个孩子。因为不镇把孩子出生证毁掉，户口一直未落上。偏在这时候，小普的爱人又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小普和体弱多病的爱人工资都不高，一下添了两个孩子，给小普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崔文彦弄清了普永通的苦恼，就开导小普说:“咱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相信组织和群众的力t。你还年轻，好日子还长呢，”工会主席的话，说得小普心里热乎乎的。针对小普的特殊困难，工会按照有关规定给了适当的经济补助。当崔文彦把困难补助费交给小普时，小普说:“组织对我太好了!我一定要振作精神，努力工作，报答组织的关怀。”接着，小普又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同志送给他两个孩子的小衣、小裤、小鞋、小帽，他感到了同志间的温暖。
真是，小普一扫满脸愁云，性格变得开朗多了。他于起工作来，更加积极、认真，还乐呵呵地对人们表白说，“我们工会组织这样关怀我，我觉得有奔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