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的语文课是潘老师教的，虽然马上就要与潘老师分别了，但是我打心眼儿佩服她。
1、写作文，只要是潘老师的学生都知道，我们可敬可爱的潘老师教作文教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将我们一学期的作文装订成册，足够有本杂志那么厚了。如果没有潘老师的教导，我们才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我们在写作文时，教我们写作方法和要点，同时教我们如何修改成一篇好的作文，要求我们多思考、多修改。我打心眼儿佩服她。
2、评估字，上次，我和梅展豪比一个字。这个字的笔画位置有两个很重要，我完全是随便写的，但是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注意到并写出来，而梅展豪却两个都观察出来并做到了。所以潘老师将这1分给了三组。尽管我没得到这分，但是潘老师也没给我们组减分。并且叫我们写字前多观察，多注意，多思考。我打心眼儿佩服她。
3、加分制，以前的制度，都是八股文格式——千篇一律，是一个人为中心，不懂得团结，而且不新奇有趣。所以，效率对落后生还是没什么变化。要想学好必定是“难”上加“难”。但是加分制不一样了，它能使落后生努力改过自己，让自己拥有上进心。学习成绩就会有所提高。不拖班级后腿。我佩服潘老师这教学制度。
潘老师真是一位教学有方的老师。我们佩服她。
每到过年奶奶都会做很多糕点：有方糕、糖糕、粑粑。今天你们猜我和奶奶会做什么呢？那就是糖糕啦！
我和奶奶拿出水磨糯米粉、红糖和白糖，先把糯米粉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放了点白糖和红糖，接着就要用勤劳的双手了，奶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使劲地捏着，过了一会儿，奶奶捏着捏着，水干了又加了温水。
我对奶奶说：“我也要做。”于是奶奶细心教我，我很快就学会了。奶奶拿了一点，把它弄成一个圆，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做了起来，做这个糖糕好像在玩橡皮泥，我弄了一会儿就粘了面粉，一不小心，用手摸了一下脸，奶奶笑我是只小花猫。这时姐姐也过来了，笑着对我说：“明明是一只长白胡子的小花猫。”我在姐姐脸上也摸了一把，把她的脸也变成了小花猫。我们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和奶奶继续做，我和奶奶用糖糕磨具做，很快三笼就做好了，大概蒸了25分钟就好了。奶奶把红色的粉放在了一个碗里，再放了一点水，最后用筷子在糖糕中间点了一点。我问奶奶：“为什么要一点红色，糖糕又代表什么呢？”奶奶说：“红色代表吉祥，新年红红火火，糖糕就是年年糕（高）啊！”
我吃着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糖糕，香香的、甜甜的、糯糯的、真美味啊！大概是自己亲手做的，才特别好吃吧！
一向自认为“教育有方”的中国父母，来到美国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首先，“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这个被大多数中国父母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到了美国就愣是行不通。在美国，你绝不能把教育小孩看做是你个人的事情，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否则你会在行使父母权力的同时触犯了美国的法律—虐待儿童罪!尽管你会含着眼泪说:“打骂孩子之后自己也会心疼得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今后举手抬足之前，还是“三思而行”才是上上之策。
我刚到美国时并不知道自己教育孩子会受到社会的干预，认为父母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我不赞成“棍棒出孝子”的做法，但是对于“子不教，母之过”的准则还是不肯放弃的。于是，我对唯一的宝贝儿子绝对不敢放任自流。一天，我和平常一样把车停在儿子学校的停车场上，等待儿子搭车回家。儿子朝我慢悠悠地走来，手里拖着两天前才买来的新书包像拖玩具车那么心安理得。我气得跳出驾驶室问他为什么不把书包背起来。他说书包太重，背不动。我上前一抬还真的很重，打开一看，里面放的那本又厚又重的书是他Dad教大学生的生物工程学教材。
“你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把这本书拿来干什么?”我大声地吼起来。
“书里有许多动物，我拿来给同学看。”儿子咕浓了一声。
好嘛，新买的书包被儿子一路从水泥地上拖过来已经快通底了!我一气，上去就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一下……你别说，从那以后，儿子再带东西去学校，便首先问我“可不可以”啦。
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于是广传我的经验。谁知，有一次和一位比我早几年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谈起“不打不成器”时，这位朋友突然神经兮兮地问我:“你当时打儿子有没有‘老美’在场?"
“好像没有。”我说。
“You are lucky。”她说。
从这时起我才知道美国法律是不允许父母打孩子的，即使是像中国人说的那样“只打屁股不打脑袋”也不行，只要沾上“打”字，轻则坐牢三天，重则几个星期、几个月。一句话，在公共场合打孩子更是引火烧身，因为一般美国人见到有儿童被打都会及时报警。我朋友说得对，我很幸运，那天打儿子一巴掌没有“老美”在场。
“天哪，这样不就把孩子给宠坏了吗?”我对朋友说。
“我们可以像‘老美’那样向孩子讲道理呀。”我的朋友不以为然地说。
没办法，我只好向“老美”学习，用“一周不许看电视”、“一天不许出去玩”等方法来惩戒犯错误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