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图解现实的概念化作品呢?原因首先在于颠倒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文艺创作究竟是从观念出发，还是从生活出发，这本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早已解决了的。但是由于“四人帮”推行阴谋文艺，把我们一些同志的创作思想也搅乱了。粉碎，思想上算是认识过来了，但一到构思具体作品，就经常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构思作品，不是极力从丰富多采、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去挖掘那些蕴藏着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和闪闪发光的思想，而喜欢从一些政治书籍、中心工作或党的某项政策得到启示，萌发出创作的欲望，然后再按照这自己规定的概念去寻找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依据和形象化的具体材料，甚至把自己已经熟悉的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也强行纳入这规定的政治模式里。实践证明，从政治模式里出来的作品，怎么也不会新颖、生动，而是枯燥、浅薄，正如鲁迅所说的:“假使以意为之，那就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
造成图解现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作者对形象地反映生活是艺术作品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就是说，作者在作品里要表达的思想，必须通过形象的概括来揭示，应该蕴涵在艺术形象之中，让读者从形象的深刻感染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也就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而我们一些作者则完全相反，他们唯恐读者不知道作品所要揭示的思想，于是，或借助于记录事件的梗概和生活现象来说明，或依靠人物大段说理的对话和议论来表达，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图解概念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杰出的艺术家必须熟悉他所描写的对象，应当永远生活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中。他们只有在观察、认识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披取到体现革命理想又有现实根据的生活形象，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一个作者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光靠脱离生活的主观臆想去创作，去编排，其结果只能是:冲突是人为制造的冲突，情节是生拼硬凑的情节，人物是杜撰的类型化人物。这样的作品，既不可能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象地揭示出深刻的主题。所以我们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它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是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于生活，把了解人熟悉人作为自己第一位工作的。鲁迅的《阿Q正传》、国贵族社会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为了创作他这部包括九十几部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小说的长篇巨著，除了每天大部分时间和没落的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人物相处外，他还经常到街头徘徊，夹在人群中甚至追踪行人，偷听他们的私语，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巴尔扎克称这是“摄取别人的身体与灵魂”的方法。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他采用这样的方法，“就能进入他们的生活，觉得背上披着他们的破烂衣服，穿着他们的开了口的鞋子走路，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播要，样样进入我的灵魂，不然就是我的灵魂进入他们的灵魂。”巴尔扎克这种别致的深入生活、熟悉人物的方法，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总之，是否造成图解现实的倾向，关键在于生活积累的丰富或贫乏，以及认识生活的深刻或肤浅。前者要求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最大限量地摄取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经验，后者要求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分析能力，以便更深刻地认识生活。不能说只要有了生活，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注意的。
也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某报编辑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几位作者到一个县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编辑部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写一篇塑造一个“一批二干三带头”的基层干部形象的短篇小说。三个月后，这些作者回来了，可是带回来的小说，却不免令人失望。小说的情节是按照这个县“一批二干三带头”的所谓经验为蓝图拼凑、编排出来的，小说着力塑造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没有个性，只会串演一些政治上的空话、大话的人物。小说完全是图解式、概念化的作品。这次创作活动无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本来，组织作者下乡，体验生活，是一件值得倡导的事。这些作者也都是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同志，为什么下乡三个月却写不出一篇较好的作品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编辑部指导思想不得当、作者的思想和创作热情都被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所限制，所框死。首先，编辑部交给的任务，已经先把主题确定下来。先确定的这一主题，对作者来说，不过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他们自己从丰富生活中反复思索、反复追求，孕育于自己生活体验之中的思想。这本身，就已经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了。主题先行，还派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作者深入生活的方法。因为编辑部已为作者规定了创作的蓝图，作者当然只能按照这既定的框框到生活中去按图索骥了。他们的注意力，势必集中于去寻找故事和情节，即构筑这蓝图的建筑材料，而忽视属于第一位的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这样，自然谈不上作者来自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谈不上从现实生活中如何提炼、凝成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了。在作者这种生活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故事和情节只不过是图解主题的手段，作品里所塑造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的具有鲜明性格的形象，而成了单纯的政治传声筒。 当然，就上述事例而言，之所以出现图解现实的作品，主要责任在编辑部。但是，作者们自己，也可以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事实上，在我们一些作者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最近，有一位作者从报纸上看到几篇阐述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使他产生了要写一篇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小说的愿望。不可否认，这位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当前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是有一定的感受的。但问题是，他的这种感受还没有同他所要塑造的形象融为一体，即把生活中的这些印象和感受，孕育、融化为有生命、有个性的形象，就匆忙构思作品，命笔写作了。作者构思作品时，还没有找到他要塑造的人物同他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只能生硬地把他在生活里得的这些印象和感受，围绕着一个概念即当前党的农业政策堆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