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将过，这次，我见了许多善良的人，丑恶的人，悲苦的人，乐观的人，得意洋洋的人，碌碌无为的人。对于他们，改变的都是过去式，将要来临的是将来式。
我无法用一首长诗来感叹这次回家的经历
我无法用一幅图画来保留我所见过的一切
我也无法用那样的歌来抒唱内心的复杂感情
于夜中，见者无声
他们眼中的肆意只是遇见的插曲
我立在雨中，想这晴时阳下的背影
我站在分秒过往的时间岔路上，想这脚步的流离失所
我耳旁的风声，告诉我歌声从山的缝中来，到将来的日月去
我未在土地的芳香中把门打开
但
有人忤逆，有人背叛
有人驯服，有人顺从
他们折枝为人，我安放自己
一花异世界，一叶非菩提
逆流的无畏，我像一个叛徒
乞怜的叩首，我是一位忠臣
独欢的悲苦，我成一粒微尘
群聚的无力，我为一座坟墓
我不顾一切，义无反顾
打破了残镜，撕扯了面具
多事的假期已过，我不知我的偏执与执拗是否会又所改变。总之，改变的都是过去式，将要来临的是将来式。 一切，都将会是个动词；一切，都属于它的主人。
一切，从未流失。但旧态并非依然。
中国反动剥削者及其走卒们(所谓“阔人”、“上等人”、“正人君子”之类)，惯于提倡各种反动的复‘古思想和守旧精神，但他们自己却并不信守这些，他们只不过是拿这些作为欺骗和禁锢民众的符咒。鲁迅揭穿了这种虚伪的鬼把戏:“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正是中国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卑劣特点之一。
他们自觉地用扮戏的丑恶姿态来欺骗群众，遮掩自己的卑鄙醒艇。但是因为民众被麻醉太久了，不容易看穿他们的虚伪，于是被他们所利用的“传统的权威”压迫得不见天日。撕破他们的伪装和假面，打翻那蒙蔽大众耳目的畴统的权威”，这正是一切民主主义者最重要的启蒙任务，鲁迅正是最果敢地执行这任务的殊勋者。鲁迅正确估计了封建意识形态对于人民的危害作用，但他深信反动统治者要依靠野蛮的精神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剥削制度与压迫权力，是决不可能的，理由是，他们“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这正是一切反动统治者不能补救的遗憾。正因为人民大众不尽是自甘居于奴隶地位的，所以“阔人的天下一时总难得太平。”鲁迅对中国人民并不绝望;他热烈地相信凭着人民大众自己的“猛志”与“实力”，是一定可以冲决统治者所设的天罗地网，颠覆“阔人的天下”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自觉的人民大众“总是踏了这些铁茨黎向前进”。大人老爷要想熄灭那燃烧在大众头脑中的反叛思想，岂非枉费心机吗?但鲁迅认为黑暗的逆流阻力太多，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敌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进步分子有系统地坚忍地进行艰巨的改革事业。
他说:读史，就愈一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的改革，就是在粉碎反动统治者的精神牢狱的战斗中，创建民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代替腐败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一个艰巨的启蒙事业。当时他认为依靠中国的固有文化，决不能执行这种事业，因此只有输入西洋文化的血液，才能疗救中国民族的精神败血病。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就曾指陈:“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男性贵族的腐烂和丑恶，未婚少女和丫头们的优美灵魂和不幸遭遇，不能不在他的思想感悄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得出了完全违反“男尊女卑”的结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满封建礼教摧残妇女的启蒙的感受，使得这个贵族公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阶级的偏见，他把他的同情倾注在那些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妇女的身上。他和大观园中丫头们的关系，虽然也烙印着贵犷公子的思想和生活的痕迹，却表现了他对等级制度的抗议。
这种特殊的环境，也便贾宝玉在一定范围里得到了自由发展个性的机会。他厌恶封建贵族的繁文褥礼，厌恶礼教，厌恶他自己未来的封建官僚的前途，鄙视科举制度。他无心于读死书，不专心八股文的修养，而且批评封建的仕途经济学间，是说“混账话”，批评热心于功名利禄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说那是受了“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之害。对封建的文化教育，也提出了深刻的怀疑，说“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除四书，杜撰的太多，偏是我在杜撰不成”，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君子杀身以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也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胡闹”！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贾宝玉的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突破封建贵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特别是贵族公子的生活的烙印，使他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对出路的探索，往往坠人悲观主义的思想泥淖。但是，他对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怀疑和否定，轻蔑和憎恨，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