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写的自传体小说之一——《童年》，这本书使我深受启发。
主人公阿廖沙生活在一个贫穷、恶劣的环境下，家中有个粗野自私的外祖父，常毒打孩子，还有两个为争夺财产整日争吵、打架的舅舅。阿廖沙经常惊惧不安，不过还好有慈祥善良的外祖母安慰他、保护他，我很佩服阿廖沙，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我的童年和阿廖沙的童年完全不同。在我小时候，每天都有新衣服穿，热了就开空调，冷了就开取暖器，饿了就吃点零食，渴了就喝一点水，每天衣食不愁，无忧无虑，有时候无聊了就出去玩玩，好不快活。
而阿廖沙呢？他的童年十分悲惨，父亲早逝，家中只有外祖母还爱着他，外祖母的爱，仿佛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阿廖沙的心，还有阿廖沙遇到的其他许许多多好人，都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美好，让他面对苦难依然保持队生活的勇气和信心，阿廖沙因此发奋图强，在外祖父，在外祖母和老师们的教育下，最终成为了大文豪。
在阿廖沙身上，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他不惧困难，正义勇敢的精神。只要不惧困难，就会像阿廖沙一样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高尔基说过：“只有满怀自信的人，才能在任何地方都怀有自信，沉浸在生活中，并实现自己的意志。”我们每个人都要像阿廖沙一样，做个坚强正义的人。
在暑假里，我读了《童年》这本书，作者是苏联作家高尔基。这本书大概意思是：主人公在父亲去世后，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童年的岁月。在外祖父家里，阿列克谢、表哥、表姐和外祖母都受到外祖父毒打，然而庆幸的是外祖母对孩子的爱像一盏明灯一样伴随他们整个童年，也经常给他们讲故事，她善良、聪明能干。
在阿列克谢的童年，他在圣像作访当过学徒，在大街上做过脚夫，在工厂里锯过木头，在花园里当园丁，厨房里做面包师……尽管他非常努力地工作，也仅仅只能维持生计。而我们的童年，和阿列克谢相比简直太幸福了！在爸妈培育之下，我们享受到了幸福的生活，可以在明亮的教室学习文化知识，可以在山清水秀的美丽世界里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走进各种兴趣班学习我们喜欢的跳舞、学书法……我们生活在富足的社会里，物质极大丰富，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所以，我们要珍惜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
对比阿列克谢，我们的童年太幸福了，我们有些忘乎所以了，吃饭要挑自己喜欢的吃，穿衣要讲名牌，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耍脾气，就会找爸爸妈妈耍赖，还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逝去了，迎来少年时期。让我们珍惜童年最后一刻，珍惜时光，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一部⻓篇战争小说。
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童年，过的是最底层的苦难生活。年轻的保尔为拯救陷入敌手的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而遭逮捕，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出狱后参军，在柯托夫斯基骑兵旅和布琼尼骑兵团中转战疆场，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后以惊人的忍耐力使医生们深为敬佩。出院后离开了部队，无论是做共青团工作，肃反工作还是参加修筑铁路的艰苦劳动，均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和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在爱情问题上也有着严肃的态度和精神境界，残酷的战争、艰苦的劳动、繁重的工作使保尔病倒了，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从事文学创作，最终获得了成功。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读着保尔的故事，我想到了自己。有一次我也遇上了挫折，平时一直是“优秀”的语文科目在一次期末检测中却得了“良好”的等第，那一刻我盯着素质报告单上那刺眼的“良好”二字，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但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保尔到死都还在为革命做贡献，我一次成绩上的不理想又算得了什么？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早日“一雪前耻”，证明一次失误不代表什么，我的语文老师也一直鼓励我继续努力。
后来我上课比平时更认真了，作业也更及时的完成，课堂上老师的问题我都积极思考，积极回答,课文内容都提前预习好。在我的努力下，后来的检测中我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我开心极了。
遇到挫折要坚强，这就是我阅读完这本书的最大感受。以后再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我相信我将像保尔那样，永不言弃！
《童年》这本书是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著作的。高尔基，是一个身世悲惨的人啊，他幼年丧父，小弟弟夭折于轮船上，多么可怜！
小说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从阿廖沙随母亲投奔外祖父写起，经历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到外祖父叫他去“人间”混饭吃结束。在这期间，高尔基却保持着乐观向上。这本书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小市民阶级的庸俗自私和空虚无聊，揭露了沙俄专制制度的黑暗与罪恶。
即令我深受感动的还是第5章：老两口苦难出身令人同情，外祖父深入浅出讲述人生。外祖父对阿廖沙的态度总算转变了，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外祖父开始教导阿廖沙读诗，尽管他又一次当着“我”的面打伤了善良，宽容的外祖母。由此我也从这章节中领会到了深刻的人生道理：一个人只要心中充满阳光，那么他看到的世界也是温暖的，明亮无比的;相反，一个人若是心中充满阴暗，那么他看到的世界也是黑暗的,冰冷的。我们要乐观的看待生活中的事情，用积极的心态生活。
在生活中我也不乏这种事情，当我被老师罚抄文章时，我会自我安慰告诫自己下次尽量别再这么做，但想到平时比我优秀的几个同学可比我罚得多，我渐渐就不再那么难过了。
高尔基曾日日夜夜的被外祖父无情的暴揍一通，却在外祖母的安慰下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有一天，我正做着化学实验——点水成冰，可我无论怎么做都总是会失败。我的材料总是会在袋子里就化成了冰，倒也倒不出来，只得用开水一泡再泡，我难过极了：难道我成功不了了吗？
可我立刻想到了高尔基，我怎么能够就这么放弃了呢？我应该重新振作起来！那些大科学家，他们日日夜夜的研究同一样物品，一来就是几百次，几千次，我才一两次，怎么能说败就败呢？我一遍遍的鼓励着自己。
于是我在材料化成水后，往特制容器里快速地一倒——哈哈，成功啦！冰块堆成了山，多壮观呀！
是呀，生活中离不开积极与乐观，他能带给你信心，鼓励与成就，积极与乐观，有时还能带来成功。
苏联伟大文学巨匠——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也说过：“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世界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而德国伟大戏剧家——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正因为书对我们的重要性，不知不觉中，书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沉迷于读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作者将各种动物描写的惟妙惟肖、跃然纸上。我写完作业，便捧起《狼王梦》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每天都读到很晚都舍不得放下书来。仅仅是这本《狼王梦》就让我读了两个星期，不是我读的慢，而是我每次读书都会细细揣摩书中描写的动物心理、动作等，直到把所有内容吃透才罢休。
读完《狼王梦》，我又陆续读了《王子与贫儿》《想赢的男孩》和《金银岛》，这几本书里面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比一个高潮迭起，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俗话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写作文时，我总是写的与别人不一样，正可谓：想别人没想到的。可能是我日积月累的句子词语多了，所以写起作文来，好词佳句不断地朝我笔尖涌来，一发不可收拾，通常一写就是三四面，而且也不会干巴巴的，像一张饼一样没有看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读书就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吃饭一样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读不完的是书，学不完的是知识，我觉得读书是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我识字开始，书就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见证着我的成长和进步。
我最早读的书是故事书，那时候我看的如痴如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七个小矮人一次次成功地救了白雪公主，让我很开心。当我看到白雪公主受到老巫婆的伤害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丑小鸭》让我知道：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我在第一级阶梯上懂得了美好。
渐渐的，家里的故事书已经不能使我满足了，我只要一有时间，就跑去图书馆看书。历史、国学、文学……我像个贪婪的“小猛兽”，恨不得把所有的书“啃”完才愿意回家。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哪类书在什么位置、某本热销书还有多少本、哪套书是新来的，我都能如数家珍，同学们都笑我快成图书管理员了。当然，我自己也成了一本“百科全书”。我在第二级阶梯上收获了知识。
读书总是有好处的，它使我得到了回报。读书不仅使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写起作文来更是如有神助，从三年级开始，我的作文便常常被老师当做范文读给同学们听。读书也使我变得更加聪慧，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知识竞赛，因为我博览群书，所以做起题来得心应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老师和父母的称赞。我在第三级阶梯上初尝了成功的喜悦。
读书也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明白了人的一生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你要迎难而上，这样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狼王梦》让我感到母爱的伟大、无私；《草房子》让我懂得面对苦难，也要心存美好，深陷泥潭，也要充满希望。我在第四级阶梯上感受到了人生。
读书这个爱好见证着我的成长，一级一级阶梯记录着我的进步。但我亦知道，人生漫长，学无止境，我将踏着书的阶梯，一步一步，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影响三代中国人的经典名著，也是一本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一部心灵史诗。细细品味后，我觉得这真是一本值得一读，让人震撼的好书。在这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读后感。
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主人公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被许多人摘抄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作为人生的座右铭。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历经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其原因除了它真实深刻地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生活画卷，还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光辉英雄形象，它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撼动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保尔·柯察金年幼因贫困而失学，做过小工，后来保尔和冬妮娅之间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可是他们由于身份阶层的差异不得不分手；后来保尔参加了红军，并经受了无数的磨练——无论是和战友在一天内发起十七次冲锋去攻占一个城堡，还是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冰冷彻骨的泥土修建铁路；无论是在与达雅姑娘的友谊和爱情中尝遍酸甜苦辣，还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与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摸索徘徊——保尔都咬着牙关挺了过来……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坚强而成熟的人!但他负伤了，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时，他不甘心吃喝等死，于是拿起了他唯一的武器——笔，记录下了他一生坎坷的经历。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保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他身上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崇高理想和身边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精神，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勇于进取的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是最强有力的武器，是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栋梁，在党和国家的关爱帮助下，我们正茁壮成长。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我们并不需要像当时的保尔一样小小年纪便要为祖国冲锋陷阵。但是我们身为中国共青团的成员，也必须要心系祖国的安危，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用我们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来保卫祖国！
苏联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我经常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霖，并把它变成助我成长的养分。“初读好书如获良友,重好书如逄故知。”又可见书籍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本本好书伴成长，用它独有的芬香浸润我的生活，使我受益颇多。最近，我迷上了《青铜葵花》，这是唯一一本让我读到泪流满面的书。它主要写了父亲的意外去世让五岁的城市女孩葵花成了孤儿，她被寄养在大麦地最穷的青铜一家里，和乡村男孩儿青铜成了兄妹，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感受成长的酸甜苦辣。他们虽然贫穷，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他们依旧幸福，依旧快乐！可命运并没就此放过他们，在葵花十二岁那年，她被带回了城市，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远方，遥望白轮船消失的地方……这本书中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感人肺腑的真情，尤其是每每读到青铜对妹妹葵花的那份关爱时，泪水总是悄悄地浸湿我的脸庞。
同时，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活在21世纪的自己是多么幸福，有完整和睦的家庭，有视自己如珍宝的父母，有美丽整洁的校园，有可亲可敬的老师，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有吃不完的零食……可是我们并不知足，面对一点点小困难，就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从今往后，我要做一个兼受快乐与痛苦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
一抹书香比烟花更璀璨，因为我可以看她在纸页间轻轻舞动，并给我带来无限遐想……
1、啊！正向苏联作家高尔基说的“人的一生，是很短的，短暂的岁月要求我们好好领会生活得进程”难道我们还应该欺骗自己的时间吗？我们在浪费时间的同时，也失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就像被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科学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说“浪费时间是所有支出中最奢侈及最昂贵的”在面对时间的催促青春的步伐慢慢的离我们而去，那道我们还要虚度年华吗？
2、时间就像一位旅行者。也许，正是因为它无法挽留，人们才发出了“时不待我”的概叹；也许，正是由于时间不停地流逝，人们才发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感悟；也许，正是时间让人们拥有许许多多的往事，让人们深深懂得“老大徒伤悲”的遗憾；也许，正是时间让我们体会一切，我们才明白珍惜时间就是珍视生命，生命的航程要搭乘时间之舟一起杨帆的道理。
3、儒家以仁着称，以孔孟思想为基石。孟子的执着，对正义的执着。谱写多少篇惊名于世的着作。他执着于争议，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正义。烽火连天的战国，豪杰并起，诸侯分割天下。面对黎民落泪，他游说各国君主，以息刀戈。在不予采用之时。他着书立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是他那雄魂的劝世良言架起了儒家的学术，儒家后人董仲舒又立谏殿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孝顺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绝不能丢掉老一代流传下来的良好品德，那就让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孝顺长辈吧！孝顺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舍小家顾大家，历史上这样的人也很多，过去人说的忠孝难两全，实际忠是最大的孝，对我们来讲，要想孝，首先要把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好。孝顺的方式很多，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那就让我们从我做起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吧！
5、理想也是唯一的一个赌注，就好比一个深渊，从跳下那一刻起，就必须奋力拼搏。要么，大鹏展翅，扶摇而上；要么，石沉渊底，再无声响。前者，拥有理想，有目标，有动力，所以不懈努力；后者，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迷失在彷徨中。每一个人都需要理想，不管这个理想是远大或是微不足道，只要你有理想，便有了希望。
6、岁月如潮水，一天天地向前奔涌。它没有黄河汹涌澎湃的气势，也没有瀑布一泻千里的壮观，它只是伴着时钟不停的“滴答”声，静静地流逝。潮水奔涌不回，时间也不会驻足停留，它只是悄悄地与你擦肩匆匆而过，便再也寻不见踪影。
7、清秋，俯身撷起掉落在地上的红叶，观其脉络，乃是其璀璨生命的写照---写出了它生命中的辉煌篇章，也写出了它必将凋落的命运！有生必有死，生死乃世间的规律，我们都不可避免。正象司马迁所说的那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要想此生过得有意义，我们就要把握住生命中的一点一滴，不枉此生！
8、人从一生下来，就好像是一杯水。人在生活中不断提纯，净化自己，同时又为梦想中的乌托邦不断的追求，奋斗。难免，水有冻结的时候。生活并不完美，生活中布满了冰河。单调，困惑，残酷，失望无助，怀才不遇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面。
9、离别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因为它能将曾经不经意所错失的温暖，一一重现。朋友的离开，可以更加珍惜剩余时间内，彼此的友谊，可以在哪一天，共同去回想那些美好的回忆。
10、乐观者认为，新的一天就有新的开始；悲观者认为，新的一天就代表着生命的倒计时；睿智者认为，新的一天可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行善者认为，就有新的生命如花般在阳光下绽放；哲学家认为，太阳每一天的不同都有其所存在的价值……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StateArchiveofSocio?Political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54页。。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198页。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2～156页。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90页。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分类：历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