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诗史 ”有关的作文

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鹄先生骨；

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

——颂杜甫

赞颂诗圣杜甫的，他的诗被人们称为“诗史”，意思就是他的诗很多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好像史书一样。

杜甫因为三吏三别故号称“诗史”，曾客居成都浣花溪边草堂，又自号“少陵野老”。此联三处用典。

这是刘咸荥题于四川省成都浣花溪杜甫草堂的对联。描写的是唐朝的杜甫。作者是民国时期刘咸荥。

刘咸荥(1858-1949)，字豫波。成都双流人，室名静娱（豫）楼。蜀中名宿刘止唐孙、刘桂文子。清光绪二十三年拔贡，曾任内阁中书。精诗文，书法遒劲飘逸，学黄庭坚。与其弟弟刘咸炘、刘咸焌并称为“双流三刘”。刘咸荥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及峨眉山风景名胜，存有刘咸荥墨迹。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陵”、“杜少陵”等，河南郑州巩义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名的“诗圣”，世界文化名人。

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

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鲁迅认为，杂文虽然“不敢说是诗史”，但它“有着时代的眉目”，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终其一生写的数百篇杂文中，篇篇无不针对腐朽反动的旧制度、旧人物、旧事物，上自最高反动统治者，下及他们豢养的文探、叭儿，外自侵略强盗，内迄人面畜类，都是他鞭挞指斥的对象。杂文的这种战斗功能使它和社会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一起跳动，每当社会斗争发生急剧变化，杂文总是率先出现，以最快捷的速度，最鲜明的风格，提纲切要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意见，揭示和推进事物发展的进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类报刊上出现的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正是杂文战斗性职能的充分体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后，杂文又是冲锋在前，对于排除封闭、僵化、保守、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起到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杂文又总是最敏锐地发现，并最先予以针贬。比如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行为，杂文都先于其他文休最早给以笔伐。可以说，杂文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总是得风气之先而冲锋陷阵、大呼猛进的。我们了解了杂文的这一特征，就要自觉地运用杂文武器，为我们现实的斗争服务，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譬如，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一切妨碍、迟滞、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杂文针贬批判的对象；同时，一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人、好事、好思想、好作风，又都是杂文讴歌褒扬的对象。我们要坚持改革前进，就要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不能因循守旧。对旧事物的针贬批判和对新事物的讴歌褒扬，同是杂文战斗性的标志。

    当然，杂文除了战斗功能、批判功能，也有文化功能、教育功能，还可发挥信息功能、审美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战斗功能。

    李隆基眼力非凡，识得李白的“非廊庙器”，任他“长安市上酒家眠”，也任他“五嗦出西京”，就是不肯给他个像样的官做，更不会招聘他当宰相。这件事，李隆基干得不算差。平心而论，他对待李白，也还过得去。我弄不明白的是当时怎么会有那许多人偏跟李白做“对头星”。有杜甫怀念他的诗为证:“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皆欲杀”，换成“文革”的语言，就叫做“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一个醉醺醺的李白，怎会激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义愤?如果嫌他喝得太多，只要不因醉而违犯“社会治安条例”，那基本上还属于他夫人管辖范围的事。当然，他的毛病确实不少，游山玩水、行侠、求仙、押妓、炼丹，等等。这些事，达官贵人们干得，李白又有何不可?最不可饶恕的也许是他的从永王磷起兵勤王，李白为此在诗中曾有所声辩，应当被视为已经说清楚了，“世人”又何必硬揪住他不放呢?因而我怀疑杜甫关于“世人皆欲杀”的说法，是否为突出他的“吾意独怜才”之心而故意作出的夸大其词的反衬?

    现在细按《日出入行》的文意，对于澄清我的这个疑问，似乎窥见一点儿端倪了。

    我想，李白肯定上了庄子那个古怪老头儿的当，庄子老喜欢拿自然现象跟人事现象对号挂钩。比如，他的太太死了，开始，他也像常人一样的伤心难过，继而想到，太太未生之先并无她这样一个生命，如今死了，又回到无她这样一个生命的原先状态，这变化，就像春夏秋冬的运行流转似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若为这自然而然的事情的到来而号吻悲哭，那岂非违背情理?于是他在自家门前，蹲成个簸箕式，敲着瓦盆儿，高高兴兴地唱起歌来。《庄子》书中的这段记载，肯定打动过李白，请看前面那首《日出入行》的这几句:

    草不谢荣于春风，

    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歇皆自然。

    流动在李白这诗的韵律之中的思想感情，不完全像流动在庄子的血管里的血吗?问题就出在“不谢荣”、“不怨落”这上头。这本来并非毫无道理。风，吹到春季，自要变为春风的，春风吹了，草自要碧如柔丝的。难道春草是为了奉迎春风的意旨而绿的吗?春与风，风与草，草与绿，亦不过各行其是，各自顺乎其自然之理。它们根本无从意识到何谓主，何谓客;何谓授，何谓受。所以“不谢荣“亦“不怨落”，本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然而这番话，只宜藏在心里，心中有数就是了，万万不宜说出，因为一说出来，就产生社会效果。在社会上说什么“不谢荣”、“不怨落”，不就是提倡“不感恩”、“不戴德”吗?庄子“箕踞鼓盆而歌”，那还只是忘情于他的太太。李白这人，全身心都被酒浸透了，他实行起庄子的这一套，可没得个“政策界限”。只看他跳到水里去捉月亮公公那一出，便可断定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的推想，在他一生中，肯定干出了许多许多不知“感恩戴德”的事儿。“木不怨落于秋天”，以“秋天”自居者，本来就认为你不该有什么“怨落”之感，也许倒没什么;但“草不谢荣于春天”，以“春风”自居者，怎容得你“不谢荣”呢?哪个又不乐于以染绿了小草的“春风”自居呢?由此看来，杜甫关于季白的那句诗:“世人皆欲杀”，未必是“无影造西厢”，我倒相信是如实反映了情况，不愧为“诗史”—诗之史笔!今可例古，甚至到了今天，李白而后又经历了一千数百余年，当老百姓的仍然要以“感恩戴德”，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主要手段。当然，老百姓因此却也获得了“忠厚”、“老实”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