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刚从马来西亚回国，就已经12岁了。
“表哥，快申请人队吧!”小姗老爱冲着我这样说。也就是，人家比我小3岁，可早已是中队委员啦.
这也难怪我，9岁就该申请人队了，可是我这12年，是在殖民主义者的鞭子下过来的。12年给我留下了多少无形的创伤!
记得父亲送我上华侨小学的第一天，一路上不停地叮嘱我:“孩子，学校不比家，你到那里去，要好好念书。我们家穷遇事要忍着点，别闯祸呀。”
学校里的童子军真凶，第一天，他们就朝我吐唾沫、掷石子。我同桌的那个小家伙还用刀子在桌上画了一条线呢。我写字的时候，一不小心，肘部过了“界”，他就会飞来狠狠的一拳;要不，就猛地推我的手，“刷”一下，整洁的练习本马上变得一团墨黑。只要没被撕破，还算运气好!
我一直忍耐着。后来，实在忍耐不住了，就转到另一所学校里去。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是这样。
我带着一身的创伤，跟着舅舅回到了祖国。
这里真是另外一个天地.表妹常常和我谈起她们中队怎样过队日:怎样帮助农民伯伯积肥，怎样扫盲等等。最后，她惋惜地叹了口气:“唉!表哥，你要是人了队，该有多好啊!”
当时我说:“别性急，看看再说吧!你年纪小小的懂个啥!”我把语音放得很慢，像教训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似的。这一下，表妹可生气啦，嘴巴撅得老高。我看着她，深悔自己说错了话。
寒假里，表妹的小队决定去郊外打麻雀，她把我也拉了去。原因是我有一支气枪.她说:“消灭四害，人人有责。”于是我就跟着去了。
组长是表妹，组员尽是些小姑娘，只有我一个男孩。一出门，一个叫美兰子的队员就嚷起来了:“今天好冷啊!"
我们过了小桥，来到郊外。我出神地望着四周的景物:深翻的泥土上长着碧绿的小麦，和暖的太阳给它们抹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突然，美兰子大叫起来:“看!麻雀，快打呀!”
“什么?麻雀在哪里?”我似乎刚从梦中醒来。等我举起枪时，麻雀早已飞了。
于是，我像哨兵搜索敌人一样环顾着四周。一会儿，发现不远你是来游玩呢，还是来打麻雀的?白白让害鸟逃走。哼还是中学生呢!”真奇怪，做妹妹的倒管起哥哥来了!我嘴里不说，心里倒是挺同意她的意见。
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我，那天晚上我反复地想着:这群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为什么能那样做呢?哦，是红领巾鼓舞了她们。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人队申请书，交给了我的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