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太太今年93岁了，四世同堂。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每天放学，她总是早早来到学校大门口，接我回家。人家问她“做什么的”，她笑呵呵地说：“来接我大重孙子。”接学生的家长都夸她“好福气”。
听爷爷说，他兄弟姊妹共6个，是太太吃了很多苦，一手将他们带大的。因此，我们一大家子人对太太都非常尊敬。爸爸、妈妈也经常说：“太太年纪大了，我们一定要把老人家照顾好。”
太太特别疼爱我。我上高年级了，她不能到校门口接我。每天放学回家时，我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朝我回来的方向望，我知道她在等我。我马上三步并着两步走，快速来到她身边，亲亲热热地大声叫着“太太好！”她伸出温暖的手，摸摸我的头，再摸摸我的脸，连声说“宝宝好，宝宝好！”我心里总盘算着，我究竟能为太太做些什么。太太生活无忧，衣食有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照顾，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好办法。
那天我走在马路上，看见两位老人每人拄着一根拐杖，边走边说笑。我顿时眼前一亮：我家太太没有手杖，我要帮她买一根。
买手杖，钱从哪里来？跟爸妈要，这不好，我要用自己积聚的钱去买，这样才能表达我的心意。平时，家里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我请妈妈帮我买了一个储蓄罐，把省下的零花钱统统存进储蓄罐里。一天中午放学，天气非常热，我口渴得很，在回家的路上，好多同学买了冷饮吃，我也很想买一瓶饮料喝，可一想到要给太太买手杖，我又把已伸到口袋里准备拿钱的手缩了回来。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我的储蓄罐也存满了。我将钱倒出来一数，哇，超过100元啦！星期天，我邀上妈妈，一起到大润发超市，花了96元，选购了一根既结实又美观的手杖。回到家，我随即将手杖送给太太，太太接过手杖，笑得合不拢嘴。从此，太太每次出门都拄着那根拐杖，逢人便告诉人家：“这是大重孙子买给我的！”
曾听人说起潘光旦掣瞿一件轶事。潘先生腿有残疾，在国外访学时，有一次拄着手杖上街，将手杖和礼帽(帽口朝上)放在脚边，打了一会吨。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里已盛满零钱。
我把这故事讲给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听，他擅长“画面思维”，将故事的场景放在本埠街头，并用“蒙太奇”的手法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结尾: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与手杖都不见了。
没过多久，本埠报纸刊载的一则社会新闻，便印证了我朋友的“置换结尾”并非杜撰。本埠乃辛亥首义之地，市中区有“民族”、“民权”、“民生”三路，其交汇处有一尊孙中山大总统头戴礼帽手拄拐杖的铜制塑像。在某个炎热的夏日，总统的手杖被人卸走。
盗走总统的手杖，比顺手拿走教授的礼帽，难度要大得多。报纸没有披露细节，我不知道盗贼如何攀上四米高的基座，又如何强行夺走总统的拐杖。他不认识孙中山?也没听说过辛亥革命?
不过，我敢断言，卸走孙中山手杖的盗贼，绝不认识潘光旦，更不知道潘教授终其一身，都在致力于“优生教育”的研究。潘先生是大学者，孙先生是大总统，两人有相同的目标:提高国民素质，振兴我中华。两位先生的在天之灵，若得知“卸手杖”一事，该作何感慨?
改革开放，国人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口袋里的钱或多或少.与为人之“格”或高或低，似乎并无必然联系。无论要实现多少个“现代化”，最最要紧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每一个市民作为“人”的“格”或“度”。
人可以创造风景，也可以杀死风景。就在离孙中山塑像不远的繁华街区，有一长排磁卡电话机，看那些使用电话的都市人，衣着时髦，态度优雅，构成一道别致的都市景观。谁知道“好景不长”，近十部磁卡电话无一幸免，一个个伤痕絮累地吊在那儿，与大马路上那些扭曲的栏杆、无盖的井口一道，向着过往行人无言地诉说着什么。来去匆匆的都市人，能否听得懂它们的语言?
(附记:笔者近日专程去抢仰孙中山塑像，发现孙先生的手杖失而复得，为了防止再次被窃，祠手杖被牢牢地焊在孙先生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