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是昨天的故事与今天的悲悯，科学是今日的付出与明朝的收获，而生活则是昨天、今日与明朝的兜兜转转。人文、科学与生活便是在层层叠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相互缠绕。
人文情怀总是在对每一段故事低声唱和。也许是因昨夜错失了星辰，也许是因为今天的烈日灼伤了幼嫩的花苞。它总是在悲悯身边的柔弱，总是蹙着如黛玉般的柳眉，轻叹世间的悲欢离合。它吞噬了生活的所有感性，总纠结于过去和当下。打个比方，人文就好象商业中的投机者，总是渴求上一秒的投资在下一秒就变成利润。而她所带来的人性拷问，总是在表面起作用。当饥荒时，她迫使人们捐钱买粮食，但粮食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并不经久耐用。若恰好祸不单行，此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是片贫穷的土地，捐钱买粮根本是无稽之谈。当然人文情怀并不是一无是处，她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她娇弱，她内心时常溢满对世界的怜惜，也总用双眸中盈满的泪水逼着人直接面对人性中的善恶美丑。
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姆罗有句警句这样说道：“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的改变现在，以不忧不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从不为过往所羁绊，总是关注当下和未来。科学的逻辑是十分严密的，总是一些硬梆梆的直线构成，它总是经过深思、实验、演算、推理和验证才能被世人承认和接受也才能被生活所接纳。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已有两百多年，科学在快速发展，也在飞速的改变着世界。在抗蛇毒血清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不是依次尝试各种药物，而是冒险取蛇毒，在经过精心研究后，终于成功研制出抗蛇毒血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卡尔本茨是不满足于马车的迟缓，而发明了汽车。他的发明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而奥斯特的磁生电则将世界带入了电气时代。
人文是感性的化身。对一个浪漫诗人来说，如果他思念他的爱人他就会翻两座山，越两条河，然后走五百里路，去牵伊人之手。而科学则是理性的代表。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若他思念爱人，也许他会画个一年半载去研究可视电话
人文与生活的关系显而易见，人们生活在社会中靠着人文来维持着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没有人文，生活便会只有理性的探讨，研究，而失去了人情味。坐在咖啡馆里，没有舒缓的钢琴曲，取而代之的是纯理性的学术分析。在学校里，没有同学间的嬉戏打闹，全是对习题的深入研究。回到家，没有父母的嘘寒问暖，而是冷硬的学术问题。想想看，世界会是怎样一种天寒地冻的境况。
科学与生活的关系似乎不那么明确。科学实验总是在实验室的，并且只有极少数人弄得明白这些实验的原理、公式、以及意义。但是当科学实验成功，并被带入到生活，那与生活的关系便是亲密无间了。房间里的冬暖夏凉是空调的热泵和压缩机的正常工作，不出门知天下事是因为光纤的高端技术。这些全都是生活里的科学。
人文与生活息息相关，科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它们三者就好比今天、明天和后天总是串连在一起的。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单靠科学，也不能只依赖人文，他们紧密结合才是生活。
尤肯达修女满怀同情与悲悯向科学家发出掷地有声的质问。经费是用于看似前途渺茫的科研还是用于立足当下的人道救援？这的确是当今社会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方面，用时长、花费多的科研活动如火如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救援组织捉襟见肘的资金后援与惨不忍睹的贫穷、饥饿与疟疾。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无疑为人们带来了更多治愈疾病的机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是充足的科研经费，甚至要以牺牲慈善资金来保证。接受质问的施图林格博士显然对这个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发展科技正是为了更好的造福人类。
这也正是我的思考。矛盾无处不在，但却具有和谐共生的同一性。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与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只是着眼点不同，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关注当下与关注未来发生冲突时，则要学会“忍耐”，眼光应具有前瞻性而不应局限于当前。或许会因此而缩小了救助的范围，减少了生命垂危者生还的机率，可是也应该想到，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受益。
早在上世纪中期，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就确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方针。那时的印度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毋庸置疑，各方面都需要巨额资金扶持和人文关怀。印度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克服阻力，确保了教育的优先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定，印度才能在独立仅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瞩目新星。更令人惊讶的是，印度拥有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软件产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能够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争得一席，正是得益于政府上世纪的人才储备计划。那时的印度自然也有濒临死亡的病患、饥寒交迫的弱者，用于人道主义救助每少一分，弱者获救的机会便减少一分。这样的决定，在当时看来自然是残酷的，但没有人可以否认，现在的印度正是由于当时的果断舍弃而获得了更长远的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出生于一个纺织厂厂主家庭，家境优渥，但他却有一颗同情弱者的心，经常借工作之便深入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帮助他们于困顿之中。与马克思结成深厚友谊之后，恩格斯为资助流亡中的马克思家庭，不得不回家乡从事商业活动，他用经商所得给马克思一家提供经济援助，以保证马克思有充足的时间和财力从事革命理论研究。
如果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人民，恩格斯大可不必经常观察他们的生活，更不必倾其所有资助革命理论研究。但是，恩格斯人文关怀的方式却耐人深思，没有用于更为直接的慈善捐款，而是倾注给了看似飘渺无期的革命理论研究。因为他深知，针对当下的资助虽然明显可见，却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相反，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能获得成功，将会有更多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困境，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面对立足当下的人文关怀与关注未来的科学研究的选择时，恩格斯选择了更为有益的后者。并非面对受苦大众而铁石心肠，而是有着更遥远的期盼与更远大的目标。
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都是建设社会缺一不可的。如果说，生活是一篇乐章，人文情怀则是其中跳跃的音符，跃动的是温情，而科学精神则是五线谱，牢牢支撑，赋予乐章既定的指向。如果说，生活是一首长诗，人文情怀则是其中的抒情句，散发着感性灿烂夺目的光辉，而科学精神则是陈述句，充满着理性如同金属般冷静的光泽。
正如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包含硬件和软件，构筑生活也同样需要人文和科学两者。二者应相辅相成，不失偏颇，更不能放弃看似无用的科学精神，唯有如此，生活才可以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