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浪潮的推动，一个新的民族革命战线(包括工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起来了。中国民族第一次以洪大的声音向全世界怒吼了。这一切情景，鲁迅是用着战栗的和兴奋的心情来看的，他经过仿徨和孤独的苦闷，毕竟重振了昂奋和热烈的战斗精神。
亡国士大夫历来是用“排斥异端的正气”来拥抱“国粹”的，就是号称维新的新官绅也不过是想“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热风•随感录四十/;)他们不仅是封建残余势力的保镰，其实同时又是殖民地的败卒。正因为他们失去了民族自卫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他们惧怕外来的新事物，而只有藏在“国粹”的乌龟壳内，正象契诃夫描写的贝里柯夫缩头在囊中一样。“五四”雷雨曾经动摇了守旧的精神体系，然而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退婴(约从一九二年到五册以前)，“反改革的空气又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哗盖集•通讯》)这种反动空气的泛滥，不仅反映着中国封建守旧势力向革新势力的反攻，而特别反映中国民族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反映革命民众(首先工人阶级)和守旧势力斗争的进展。一方面是革命化的民众把王四”时代的文化革命成果加以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营垒和协的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大开倒车。鲁迅对后一种反动倾作了比“五四”时代更尖锐的打击。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的是，是意识地明确地把反守旧势力的斗争和民族危机的解剖联结来。
他指出了，那些复古的守旧的反动分子，虽然死死抱住他而虱粹”不放，自命为民族“固有文化”的守护者，然而实际上，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力的，是一面站在前门畏惧外来征服者一面打从后门引进帝国主义的。他确信着，一个民族愈是顽地排斥异端，就愈证明其衰弱;反之，越是魄力雄大的民族，越勇气取用外来事物。他曾引史实来讽喻国人:反革新势力把一切革新势力当作“赤化”危险来“讨伐”，“国”遂成为军阀及其走狗的“宝贝”，帝国主义更从旁张大国粹派反动气焰。
就在此时，鲁迅通过了继续反封建反国粹的战斗唤起民族的觉醒，来攻击帝国主义鹰犬削弱民族解放力量的动与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