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剧大师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四幕剧《雷雨》，是他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剧作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址震惊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一部由周朴园和鲁侍萍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的血缘纠葛和命运巧合的戏剧故事。曹禺以极端的雷雨狂飘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
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繁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繁漪与周萍的母子畸恋，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之恋，都尖锐到只有用主人公的毁灭才能得到解决的地步。“情感和矛盾的奴隶”周萍后悔与繁漪的畸恋,他抓住四凤不放手，想从她的爱中淡忘“以往的罪恶”，但这样却造成了更可怕的罪恶。繁漪，她抓住了周萍，想重新捡起碎的梦而救出自己。悲苦的侍萍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周朴园抓住侍萍，希望借助她的“冷静”，既结束旧梦，又维护周公馆的秩序。周冲也抓住四凤，想与她走人幻想的境界。他们一个抓一个，揪成一团，最后全都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人物个性鲜明是《雷雨》的一大特色。高尔基说:“人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喜欢饶舌，那个人沉默寡言，这个人执拗而自负，那个人羞怯而缺乏自信;文学家仿佛生活在吝音鬼、卑鄙的人、热者、野心家、幻想家、愉快的人和阴郁的人、勤勉的人和懒汉、善人和恶人、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等等的轮环舞的中央。”那么，能否准确把握人物的鲜明特点是一个作家文学功底深厚与否的最好体现。
在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命运不幸的女性的作品很多，但还不曾出现过像繁漪这样有着特殊遭遇和独特性格的人物。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作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
繁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她的出身不一定多么高贵，但仍属中上层社会，按正常的发展道路，她可以成为大家庭的主妇或书香门第的内助，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但特殊的经历和遭遇，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固有的性格。她嫁了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丈夫，婚后的生活很不幸福。因为周朴园是一个专横自私的伪君子，他把繁漪当作玩物和傀儡，甚至把她置于自己的压制奴役之下。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在社交无法公开的周公馆里，繁漪和周萍这两个青年男女的心贴近了。周萍使繁漪那多少有些麻痹了的思想苏醒了，燃起了她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热情。她把自己的爱情、名誉，乃至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她的追求得到了暂时的、惬意的，然而是悲剧性的满足。但周萍很快就发现四凤比她有着更多的诱惑力，更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决意抛开繁漪，另寻新欢。繁漪又重新陷入了痛苦不幸的深渊。
曹禺这种对“挣扎”式的命运观深层次的探讨，来源于欧洲易卜生等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了古希腊悲剧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现代悲剧的影响，即:生命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拥有它的人证明其不可逆转的悲剧性。所以曹禺认为“生命是悲伤的”，这一点即使在当代也可以找到相同的例证。我国著名美术家黄永玉先生在其《那些忧郁的碎屑》一书中说:“生命的本质是优伤的，看到令人忧伤的事而不忧伤，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所以我认为:《雷雨》之所以通过矛盾纠葛来讨论“灵与肉的挣扎”和“自我与他人的拯救”，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即从这种“挣扎”与“拯救”中探索出“人性中某些致命的硬伤”和“人本质上确乎存在的生存困境”。简而言之，即“人”的观念。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中心人物，他不仅是这个家庭的最高 统治者，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大权，更是矛盾的“结合体”和“导 火索”。两代人长达30年的恩怨纠葛在这一天中爆发的时候，周寻鳗彝髦礁二鲍彝些的恶鬼”一样，发出了最凄厉最可悲的嚎叫，所以“人性的挣扎”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周朴园在“仁义道德”的观念下施行着残酷的封建专制手段，他本人的主观意愿还是为妻儿、家庭着想。所以曹禺在透析周朴园的灵魂时，始终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情意，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人世沧桑的周朴园以沉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忏悔。作者这一笔曾经受到不断的批评和指责，而我认为，这一描写，正是曹禺先生的成功之处，因为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剧作者深人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周朴园是一个“人”，“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调适的“生存困境”他都有，他甚至比普通人更丰富、更敏感。他会凶残，也会忏悔。他不仅仅是一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赚来每一分钱都沾满鲜血的残酷的资本家”，更是一个“犯了错后懂得忏悔的可怜虫”，而这也是当时的社会与现实中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曹禺创作《雷雨》的时期正值中国内优外患，国内关于“平等”、“解放”、“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时代的局限性要求人们去“把一些丑了的人描得更丑”，使民众中得到某种“憎恶和愤恨的精神动力”，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也因此人们不允许资本家在年轻时拥有纯洁美好的感情，不允许资本家为了服从家庭的安排被迫放弃爱情，更不允许资本家回首自己的罪恶时对已逝去的爱情作无限的忏悔。
繁漪则属于另外一种“把一些美了的人描得更美”的人。虽然人们也承认在她的内在精神中有着阴鹜优郁的一面，有着顽强固执的一面，可是每每品评作品的时候，读者都习惯上对这种人的心态正确与否持一种较为模糊的态度，即坚持她的性格是在“封建压迫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完全赞成。封建压迫下依然有着温柔贤惠、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也有揭竿而起如秋瑾之类的“义士”，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性格阴暗又与其儿子有着暖昧关系的人来作为对封建世俗喊出控诉口号的人呢?关键在于曹禺先生的“生存观”决定的。繁漪爱着周萍，爱着这样一个卑怯、优郁且不负责的人，这是“时代的不幸”，更要问她的命运，为什么让她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落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中。作者告诉这世上所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挣扎着的，痛苦是命运不可扭转的枷锁，谁也不能拯救悲惨的命运。命运即两难的无奈，要么在铁镣下消沉至死，要么带着铁镣翩翩起舞。
所以我认为:把繁漪推上妇女解放运动领袖的圣坛是对繁漪以及像她一样在命运的枷锁下挣扎着的女人们最大的不公，即繁漪并不等于反封建，在非封建的社会里，繁漪也会这样做。
“挣扎”与“拯救”之间的关系为:“挣扎”即是一种“自我的拯救”，而“自我的拯救”不免又会沦落为“另一种更为无效的挣扎”，这种类似于悖论的命运观才是曹禺先生最想表达的东西。可惜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人们在“捧杀”的同时，也“骂杀”了。这真可谓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沉重、最发人深省的一页啊!
《雷雨》是曹禺戏剧生命的开始，也是现代话剧由青涩的“舶来品”走向成熟且独立的“艺术品”的标志。这部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从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的复杂矛盾纠葛。全剧交织着“过去的戏剧”(周朴园与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作为后母的繁和周家长子周萍恋爱的故事)与“现代的戏剧”(繁漪与周朴园的冲突，繁漪、周萍、四凤、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周朴园与侍萍的相逢，周朴园与大海的冲突)，同时展现着下层妇女(侍萍)被遗弃的悲剧，上层妇女(繁漪)个性受压抑的悲剧，青年男女(周萍、四凤)得不到正常的爱情的悲剧，青春梦幻(周冲)破灭的悲剧，以及劳动者(大海)反抗失败的悲剧。血缘的关系与阶级的矛盾互纠缠，所有的悲剧都在这一天中“火山大爆发”了。和所有经典的作品一样，《雷雨》意蕴丰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与阐释。
而我认为，《雷雨》与其他名著不同的是:它阐释了在生命历程中由于人性的弱点而出现的种种生存困境。这一点，在《雷雨》中的两代相互周旋的过程中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雷雨》描写的首先是“人”:作为人本身具有的高贵本性以及在“这种本性掩盖下的”生命的呐喊是它着力表达的观点，而其次才是社会现实。20世纪30年代《雷雨)诞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左翼文化活跃的年代，他们主张给一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贴上标签，《雷雨》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了。所以，这种极其短视且反本逐末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这就是《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从未搬上舞台的原因。长期以来读者、导演、演员、观众、研究者们只愿意接受曹禺戏剧中为时代主流思想所能容忍的部分，例如他的剧作中的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写实的、戏剧化的、悲剧化的艺术形式。而对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侧面，例如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形而上的探索，非写实的、非戏剧化的等因素，特别是打破常规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则不被理解和接受，却反而被大胆且轻率地视为“局限性”而加以讨伐。所以正如鲁迅所言: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正是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民众所“骂杀”且“捧杀”的。
“人物的悲剧性的挣扎”和“人性中本能的自我拯救”是《雷雨》的核心所在，《雷雨》描写的就是“人”，这个“人”包含“人物”与“人性”两个方面。曹禺在谈到(雷雨》时曾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用心力拯救自己。”但是，这又是怎样一种“挣扎”与“拯救”啊!周萍抓住了四凤的手不放，想利用这个新的灵感和纯洁的恋爱来洗涤那个乱伦的、变态的自我;繁漪又抓住周萍的手不放，她想重新拾起那一堆“破碎的旧梦”，想借助周萍的羽翼飞离苦海;侍萍也抓住四凤，她为了不让女儿再次重复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而今终又被唤起的旧梦，不惜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周朴园又抓住侍萍，希望她理智，即结束旧日的梦，维护周公馆的既成秩序和已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天真无邪的周冲，都想借助四凤，仰仗她的帮助，走人自己所追求的那永恒自由的理想的国度。这样一个抓一个，揪作一团，“正如跌在泽沼里的a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因此产生了曹禺式的“命运观”，即人性的“挣扎”与“拯救”，这并不是一句“反封建的社会性”就可以说清楚的，而在于曹禺先生对人“悲剧式的命运”作了深层次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结果表现在“对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况的阐述和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即对人性本质中某些弱点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