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
“车奴”、“卡奴”……“奴”字头新词，几成文化现象；“裸婚”、“裸活”……“裸”字头新词，展现另一个向度。从“奴”到“裸”，两级之间的过山车，启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心为物役”，告别“消费异化”？
消费是在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
流风所布，消费就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本真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苹果”。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让生活被消费裹挟，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甚至会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个人而言，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来包装腔调；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更是用来显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
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收获的是充实、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经济人”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标准、多样的观念、多维的思考，消费行为才能远离“异化”的危机。、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重新回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时代。而是要警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二、要消费，不要“消费主义”
双十一，其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个购物节本身，成为了全民性的娱乐消费狂欢。天猫提前一个月便开始的饥饿营销，各路网红的直播带货，赶超春晚势头的盛大晚会，趣味盖楼赢红包，深夜限时满减等活动无不在引诱着你陷入“买买买”的泥沼，而最终结果是你买下了三四年还用不完的洗衣液、众多不同牌子不同色号的口红、下次想起来可能就已经过期了的面膜、拍照发朋友圈炫耀后便置之不理的衣裙。天猫双十一狂欢节掀起的消费狂潮，至今还被人们讨论着，也许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物品，也许为买了太多无用的东西。但无论如何，终究是消费。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是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一个过程，是恢复人们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更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总而言之，消费是生产和生活的依附，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消费原是一种正常且普遍的社会现象，但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偏离正向价值观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消费”一词开始与奢侈、浪费等含有贬义的词同时出现。在消费主义状态下，社会大多数人的多数行为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法国后现代理论学者鲍德里就曾说过:“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消费主义文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迄今为止，人们的消费观念大概经历了三种时代——理性消费时代，感觉消费时代，以及感性消费时代。从前，中国消费者们往往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买东西时着眼于物美价廉、经久耐用。而现在，有一部分消费者开始极力追求或模仿着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会超出经济能力的或压抑基本需求的去追求奢侈的消费。不知不觉地，在那些推崇消费主义的国人眼中，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早已过时，购买象征着“高身份”的奢侈品才是走向美好生活的正确之道。于是，他们开始竞相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
在中国，青年群体可以说是消费主义最主要的接收者。在消费主义“你的消费就是你自己”观念的不断冲击下，他们通常很容易认同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推崇个人享乐和所谓的个性，向往奢侈消费。我身边不乏这样的人存在——一些同学或为买大牌包包节衣缩食，或为一双名牌球鞋拼命打工，或为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毫不犹豫地花掉两三个月的生活费。他们没有存钱的概念，一边做着“月光族”，一边又以蚂蚁花呗预支超前消费。他们瞧不上平价衣服，买衣服一定要去专卖店；他们看不起小品牌，买护肤品就得找海外代购，还美名其曰“为自己投资”；更有甚者不管经济实力是否足够，手机一定要用iPhone。为什么“校园贷”屡禁不止？这与部分大学生推崇“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不无关系。
在庸俗的消费主义下，人们成为了物质的奴隶，人们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寻找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人们沉迷于消费带来的假象，骗自己“我是所谓的上层人”，从而获得某种短暂的满足感，并逐渐上瘾，直到一发不可收拾。可毕竟，“一个欲望的满足之后，接踵而至的将是另一个更大的欲望，但这些都满足之后，我们所留下的只有无边的空虚和无聊，是无尽的痛苦和失落。我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回不到自己的初心。”，叔本华如是说。
每个人都需要消费，也离不开消费。消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消费主义陷阱”不可不警惕。庸俗的消费主义如果持续盛行，将对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浪费、人们价值观的偏离与扭曲、经济的虚假繁荣……我反复提到消费主义的危害，呼吁大家警惕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并非意味着我提倡大家把钱都存起来，尽量不消费，重新回到过去的贫穷时代，而是希望大家能理性消费，与自己的消费欲和平相处，不陷入消费主义的物欲陷阱。
也许是时候了，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认真地问一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些吗？”
三、消费主义下的审美庸化与救赎
科技发展逐步稳定工业文明在人类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工业文明的壮大需要由频繁和高效的消费做支撑。消费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中难免会有独立的审美过程的参与。独立的审美过程使其成为了非机械的活动，体现在消费选择、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诸多方面的多样化上。然而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消费选择、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的规范化和可控化是实现供需平衡等理想情况的必要条件，独立的审美过程成为了其绊脚石。于是，在科技发展推动工业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下，一场审美庸化运动正在悄然进行。但要注意，审美庸化运动并非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畸形运动。
消费主义下的审美庸化
审美庸化的目的是阻遏人独立的审美过程，在个人层面上它要实现自由审美的掩蔽，在社会层面上它要实现审美对象的同一化。而美是欲、技、道游戏的显现，审美庸化自然要从这三个要素出发，于是出现了欲的扩大化、技的单一化、道的庸俗化三个过程。这三者可以近乎完美地达到审美庸化的目的，从而促进消费，推动工业文明的发展。
欲的扩大化
人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共通的。食欲和性欲作为本欲，在其上发展出暴力欲、控制欲、被关注欲等诸多相互交织的衍生欲。这样的生物学特征对于审美庸化来说是有利的。只要将欲望的追求在人类的活动中扩大，一是欲望带来的冲动会避开理智而刺激人的消费，二是欲望的同一性使全社会的人向同一类商品消费。这已是有目共睹的。
食欲的扩大化体现在快餐行业上。由于人类对大量糖类、咖啡因等物质摄入的生物性渴求，高热量食品正在大范围流行。时下突然异常火爆的奶茶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杯500ml奶茶中所含的糖、脂肪（主要于奶盖）、咖啡因含量远超过一个人的日常平均摄入量，而年轻人对其总是乐此不疲。
性欲的扩大化相对掩蔽。它以信息爆炸为契机，向性教育缺乏者或是三观尚未成熟者直接或间接地灌输有关性的信息。于是，在长期性暗示或是错误性启蒙的作用下，我们中有了一大批数量不断上升的“性享乐主义者”和“性个人主义者”，他们以满足性欲为需求，刺激着色情影视、色情服务和计生及情趣用品的消费。这样畸形的“性开放”运动完美地回避了“爱”这样一个审美过程，利用人类不竭之性欲使性行业不断发展。
技的单一化
技不单指技术，它普遍指人类活动时所用的方法或媒介。它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而审美庸化运动下对技的单一化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
首先，在中国，其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支付方式的简便化。缩短交易时间所带来的必然有冲动消费，而冲动消费必然是缺少独立审美过程的参与。如今，指纹支付使消费时间进一步缩短，并且使用非纸币交易的网上购物正成为主流。
其次，与第一点大有不同，是物质媒介的使用。当人们要达到某种目的时，精明的工业文明必然会生产出需要使人们消费才能助其达到目的的工具。体育运动与竞技便是一个良好的例子。体育本是一个塑造美的过程，它体现在参与者使用某种工具在某种条件或规则下的游戏之中，参与者、工具和条件的多样化使体育之美得以不断生发。而在消费的浪潮下，工具和条件的有利可图性使它们走向了单一和极致，这使得参与者的审美过程沦为平庸。例如，健身房健身作为一种有别于街头健身的手段，形式单一且功利性明显，它使美被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却囿于其宣传手段的强大（下一节会指出）而被人广泛接受并愿意为其消费；再例如，“白色毒品”——滑雪、“蓝色毒品”——设备潜水，“毒品”二字完美展现了其高消费和成瘾性，而最近被搬上台面的电子竞技素有“电子海洛因”的称号，它的被认可度也逐渐高了起来。
道的庸俗化
道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可以粗略理解为智慧、道理，准则，它指导并约束着人的活动。由于其高度的个体化和掩蔽性，审美庸化运动中它也最难被庸化、最难被觉察。可它在庸俗化的过程中每行进一步，对消费主义来说都是莫大的胜利。
一个人所奉行之道虽然独立而掩蔽——甚至很多人自己都觉察不到，但它的确也是由那个人自身符号系统的输入和产出逐步构建起来的。其构建的具体方法和具体结果虽然掩蔽，但通过适时的大量定向符号的输入却可以实现其所构建的道大致相似。我们道德和传统便是如此形成的。而消费主义则是要运用这样的方式将道引导至对其有利的方向，从而顺便实现了对欲、对技主体上的控制，使消费的观念变得如同道德和传统一般，审美至此彻底庸化。
其具体手段是复杂的，就像传承道德观念和传统一样，除了简单的符号灌输外它还需要与其灌输对象现有的道相结合、相适应，否则人们不会轻易地将其置入自己的符号系统。但我们还是可以很简单地找出很多灌输成功的例子，这里就拿上一节那个简单的“健身房健身”为例，中国人的被关注欲以及对健康身体的渴望日益膨胀，面对科学发展的便利也开始了对于科学的“迷信”，此时若将健身活动与以满足个人欲望需求为主体的个人主义以及“健身房健身就是最健康的健身”的所谓“科学”观念相结合制作符号，必然会有一种道在人群中生成，它指导着人们心甘情愿地花钱去健身。这样的道一旦扩散开来，至少在肌肉和线条这块大家就不要妄想有什么独立的审美存在了。
审美庸化后的救赎
审美庸化运动在现在看来是中性的，它虽对我们的审美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它为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快乐与便利，它是历史发展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场运动的进程当中，势必有想要退出的人，如果要给他们的退出起一个名字，为了迎合他们的心境，不妨“救赎”这个词。那么要如何救赎呢？试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做：
欲的人性化
欲的人性化是不可能的，它就像永动机违反热力学定律一样。可是，虽然我们已经不再造永动机，但我们还是要尝试把欲望人性化。因为造永动机强调的是结果，欲望人性化强调的是过程。
把欲望人性化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极端者不小心便走向了疯狂的禁欲。我们希望将欲望人性化一段时间后再释放，让它回归到兽性的那一面，最后再回归人性化的这么一个轮回。这个过程被尼采称为“酒神仪式”，它能激发出人对于美的思考和渴望（享受各位的贤者时间罢）。
技的多样化
把技多样化这个道理最好理解，并且似乎在哪里都行得通，但在哪里都不被采用。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最高效的办法只有一个，而且它永远不能被找到，我们要永远地去寻找并且使用现有所寻找到的最佳办法——尽管它一定会被更高效的办法淘汰。
在审美的世界里焉能如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些是小时候就知道的“clichés”。把它扩大了讲，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世界、甚至我们的语言都是技的多样化存在的地方，“我们至少不要让观念统一、世界同一、语言通一，可否？”——这将是救赎者们在审美庸化末期的论调。
道的辩证化
“作为救赎者，最重要的是不被同化，要尽可能把守好自己符号系统的每一个关卡。”——《救赎者宣言》第一句话，2088年出版，2090年被列为禁读。
辩证地思考作为每一个个体最值得珍藏的品质，需要被我们早发现、深使用。它能有效地防止外来的定向符号定向改造你的符号系统，它能修饰这些符号，就像细胞用PTS系统修饰葡萄糖，让它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己所用，而不是任由他人灌输——尽管他们的灌输真的能让你“方便”掉修饰它们的时间。
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符号系统就像精密的细胞，面对浓度日益增大的符号冲击，很多“细胞”招架不住裂解而亡，彻底投入了外来符号的怀抱——这甚至无关它们在膜上有多少个“辩证蛋白”把关。所以，如何减少外来符号的冲击，又是救赎者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应该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芽孢”，等到情况适宜后再恢复世间的活力？
可他们能等到吗？他们的后代能等到吗？
或许最后的救赎者们，成为了一群隐士。
最后的隐士死掉之后，乌托邦便真的来临了。
朋友又叫去吃饭。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说是吃饭，其实更多是为了喝酒；说是喝酒，其实每一次都是打牌到深夜。说不去吧，似乎不给人面子；真去了吧，又觉得对不起自己。
不仅仅是吃饭，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但要做，有时候甚至还必须装作兴高采烈。生活就是忍受，是融入，是适应；是韬光养晦，是深藏不露。从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不醉不归；现在却谦逊得像个君子，明明能喝半斤，不到二两就想装醉。从前到朋友那儿混吃混喝天经地义，临走时不顺人点东西走就是学雷锋、焦裕禄；朋友之间从来不用请客送礼往来应酬，有好事空着手带一张嘴就去了。现在成熟了，稳重了，讲面子了，繁文缛节多了。说话开始讲究“艺术”，习惯拐弯抹角声东击西，说一半留一半在肚子里让别人琢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想到啥就说，处处小心谨慎；说粗话的毛病倒是改掉了，做“文明人”的感觉却不怎么痛快。虽然都不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却装得一个比一个像回事———明明每天上班都看报纸，却总说自己忙得要死。
从前交朋友没多余的心眼，现在交朋友不但要看表现，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表面要看到内心。从前兜里没几个钱，却从没有为吃饭埋单的事操过心；现在吃完饭人人都争着埋单，其实没几个是真心的。从前口袋里有100元生活费也要先给兄弟救急，不会考虑自己一个月的伙食没着落。现在朋友要借1000元，推说早被媳妇接管了，其实兜里就揣着8000元。
开始听领导的话了，领导说什么都习惯性地猛点头（听懂了点头，听不懂也点头），再不去想这话对不对，合不合理。从前听领导在台上作报告，觉得恶心；现在自己饭桌上讲段子，觉得恶心。思想趋于单一，头脑趋于简单———对利害总是反复权衡，对是非常常无动于衷。
穿西服了，擦皮鞋了，梳得油头粉面了；假装谦卑，逢人就带三分笑，转过身：这人是谁呀？开始迷上打牌了，和领导打一般都会输，和同事打每次都想赢———从前觉得挺无聊，现在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
甲主任又要做寿了，又得出血，先别急，问问别人出多少；乙科长又买了一套房子，哼，凭他那点工资；丙副主任升了主任，空出来的位置是不是……？老丁的老婆又闹到单位上来了，哈哈，总算有人过得比我差……
分不清是庸俗的生活爱上了我，还是我爱上了这庸俗的生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太累，可一到现实面前就立即变得卑俗起来。也许成熟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渐庸俗的过程。
这段时间有关部门开始着手打三俗，三俗，即“庸俗 低俗 媚俗”。于是，经常在相声中讽刺别人的郭德纲便成了第一只被吃的螃蟹。就因为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郭德纲的社会评价降到了冰点，于是，很多人便开始纷纷的站到郭德纲的对立面，给他踩上一脚，吐上一口吐沫，由此一来，自己便成了高雅的“反三俗卫士”。
我也从视频上见到那个打郭德纲这个三俗的反三俗高雅人士，他一会儿说自己滚了下来，一会儿又拿杂志包住自己的手说手折了，好吧，我承认，你真的滚下来了，你真的滚了，你是高雅人士，快去医院给自己的手换个好看点的石膏吧。
嗯，各位站在郭德纲对面的人，你们都是高雅人士，你们上街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喝酒还专挑马爹利蓝带，我只是一个“三俗”的市井小民，我随地吐痰，我说话骂娘，我不会喝茶，也不知道和红酒要几根手指头捏着酒杯，我就只知道今年的大蒜与绿豆我都买不起了，所以与你们高雅的人士相比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道德的败类！
美国大片不能看了，虽然某些高雅人士觉得看点外国片听点外语挺高雅的，但是因为里面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激情的热吻和赤裸裸的“床戏”，因为这些绝对会被划入“三俗”，所以美国大片是不能看的了。那个，国产的影片，女演员把自己包裹严点，免得让观众都盯着你的胸部看，你自己成为三俗没关系，要是把人家大群的清纯群众拖入三俗就罪大了。
当然，我还是有些不理解的，所以我要问问。
打三俗的媒体们，你们把凤姐捧红，算不算三俗？把芙蓉姐姐捧红算不算三俗？这两个可比郭德纲老师更加侮辱我的眼睛呢？两个家伙，一下子出来，真的能让我把饭给吐出来的，这两个让我这个“三俗”的小市民觉得还俗的人，居然还能蹬上大雅之堂，坐在电视机面前，无解！
我明白，收受贿赂不算三俗，嫖娼也不算三俗，因为这些是扣在号召打三俗的政府官员身上的。打三俗人士就是高雅人士，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高雅的，所以，嫖娼、贪污腐败都不能算是三俗，我们应该说是有关部门官员的高雅举止！我说的对不？要是不对，为什么就不见那些官员自己打自己呢？
还有那些站在郭德纲对立面的“反三俗卫士”，姑且就把你们算作是高雅人士吧，没办法，郭德纲成了三俗，你们也只能顺理成章的成为高雅人士。你们现在是在心平气和的品茗下棋呢，还是穿着睡衣，光着脚丫，蹲在椅子上，双眼紧盯着电脑屏幕里苍井空老师火辣辣的表演，然后突然停电，你们就马上蹦起来气急败坏的骂娘。
你们这些三俗人士打着反三俗的旗号用这三俗的行为来打三俗，真的有点像披着羊皮的狼啊。打完三俗，然后转身回家，打开电脑继续看自己电脑硬盘里那几百GB的三级片。
我知道什么是反三俗，不就是装高雅嘛，世人面前心平气和的喝茶，一回到家就赶紧大嗓门的骂老婆。简单点说，反三俗就是高级点的装B。
王艰先生的《通俗到了极致一定美吗》，认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用大白话人歌，“平浅直露，淡而无味”，并无美感可言，进而对标题之问作了否定回答。
对一首流行歌曲说好说坏，是很自然的事;王先生论述问题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笔者却不敢苟同。评价一部作品，当顾及全篇，不可攻其一点。《一封家书》借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仔的口，咏唱“游子他乡”，表现实实在在的情感与生活。大白话入歌，既符合主人公身份，给人真实、亲切之感，又不经意地营造出一种质朴平易的美学氛围。《一封家书》的“通俗”，就其审美品质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极致”。
为了反证《一封家书》的“大白话人歌”不美，王现先生杜撰了几句大白话，比如“早上吃点热面条，外加三两热干面”，等等。剥离了背景或框架，孤立地看这几句话，无所谓美与不美。在不同的前提下，它们可能通俗可能庸俗，还可能如王先生所言“流人恶俗”。王先生极为推崇的《我的祖国》，里面也有一句大白话:“姑娘好像花一样。”此话若用在别的场合，也是有可能庸俗甚至恶俗的。
王先生很是愤慨:“大白话也能人歌，那么，乔羽先生提炼《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撩人心族、动人魂魄的歌词，岂不是徒自耗神、白费功夫?”乔羽的作品是严肃音乐，但它们并不排斥通俗歌曲，二者可以并存。难道说因为赵树理将“大白话”写进了作品，鲁迅“提炼”《故事新编》，就是“白费功夫”?再说，通俗作品的创造，并非就不费功夫。古今中外，该有多少咏唱游子他乡的歌曲，而哪一首敢将“家书”人歌?这便是“费工夫”的结果。
王先生很是担优:“一味满足于‘俗’的追求，‘俗’的表达，弄得有人听了喜跃扑舞，有人闻之盛额锁眉，从而失却了‘大众化’的优点，恐怕就‘流行’不起来了。”流行的东西，并非人人喜欢。有人“扑舞”有人“锁眉”是极正常的，也正是大众化的优点之一。比如令王先生“回味不已”的“美丽的悲剧”《小芳》，早就有人骂它美化“始乱终弃”，歌唱“杯水主义”，可是它照样流行。而且，《小芳》也并非没有“俗的表现”，开头的四句，便“俗”得可以。
“通俗”一词，用作艺术批评的术语，是肯定性的，含有褒义。它不仅指语言的平易、明白，还包括风格的质朴、流畅。通俗不同于庸俗。庸俗到了极致便流于恶俗，而通俗到了极致则一定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