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部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之所在，常常是因为真实而又准确地描写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又准确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如果是这样，作品就充满了形象性，又具有逻辑性:
真实性可谓文学作品的第一生命。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他笔下的人物、环境、情节必须是真实的，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人物的特点，让人获得认识上的价值。虽然文学作品是虚构的，甚至取材于神仙鬼怪，看似不真实，其实它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比原始的生活真实更鲜明、更集中、更典型、更完美。它始终源于生活并和谐统一而非背离。只有把握了这个原则才算符合生活逻辑。其次，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只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抓住那些“纽结点”、“关键点”、“转折点”，笔下的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否则，写出的作品便生硬、雕凿痕甚重，没有逻辑性。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这样说过，我认为“真实”是应该加以分析的。有两种真实:首先，一部作品它反映的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其前因后果，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不是真实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第二才是细节的真实。细节的真实也是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数字等等也要真实。要尽量去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笔者认为，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就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让人觉得“言之有理”，无可挑剔。
文学作品中，违背生活逻辑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为人物形象的设置和刻画不真实，没有坚实的现实生活A&础，出于某种观念或政治目的，“塑造”出的超凡脱俗的人物。比如“文革”中大量的“谎言文学”、“主题先行文学”和“样板戏文学”(王蒙语)，大都是出于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拼凑起来的，人物形象多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她)们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其实是一些政治标签，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言的“扁形人物”。他(她)们如同人工制作的塑料花、纸花，只给人虚假之感。
其二为情节和细节的不真实，违背了生活逻辑，经不起推敲。我们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看那古代将士的布兵打仗，队列齐整.井然有序，两阵的将军出马而战，互相对冲一招一式地比划几下便结束，而两边的士兵则岿然不动(这当然是从话本小说照搬来的.电视剧只是比之更呆板)。对此，姚雪垠先生早在一首律诗中讥笑这种作战为“阵前苦斗辘琳将，旗下旁观草木兵”。他认为这种写法完全违背了古代战争的真实面貌。古代战争决不是俗话所说的“将对将，兵对兵”，打仗是集体的行动，集体的w杀，只强调个别将领的对斗而把士兵写得无足轻重和无所作为，这种传统程式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来源于话本，经不起推敲。我们只要看一看罗马尼亚古代战争片《斯特凡大公》，看一看那岸上、泥沼中双方将士搅混在一起的残酷厮杀场面，就会感到它的真实可信，是来源于生活而非概念。小说《第十个弹孔》中，十岁的鲁小帆数父亲鲁乱背上和腿上的弹痕伤疤，一共是九个，这是父亲为革命“打江山”留下的“印记”。但读后也让人孤疑:作为一个出身人死的老战士，弹孔怎么多在后背——是撤退转移受的伤，还是逃跑时受的伤?我们知道，在军界，军人历来是以背上受伤为耻，以冲锋陷阵正面受伤为荣的。在京剧《郝摇旗》中有一个情节:当众人纷纷指责郝摇旗拉队伍出走，要李自成处置他时，李自成说:“摇旗身经百战，遍体鳞伤，可是就是背上没有一处伤!”这一句话令大家面面相觑—它道出了郝摇旗冲锋陷阵的英勇无畏。可以说，这种符合生活逻辑的写法是准确的。
著名作家周立波曾说过:我以为文学的技巧必须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可谓行家里手的真知灼见。是的，人物形象的不真实，读者读之不信，不为所动甚至反感，哪里还有什么打动人心的逻辑力最?细节情节的不真实，漏洞百出，形象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沙滩上，也难以立得稳。
在历史传说、故事及现实生话中，有一些细节似乎不够真实或准确，但又长期为人所接受，所信服，又是何缘故呢?比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张凯利先生就在他的杂文(司马光砸水缸》中置疑:“当年的小司马光究竟能不能砸破那只大水缸呢?大型的、能够淹死人的水缸的壁厚当有2.5厘米左右，陶器的强度至少有2兆帕。估算下来，要在水缸的腹部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约需每秒37公斤·米的冲量，这相当于举起一个4公斤的石头以每秒9米多的速度砸过去。一个7岁的小孩能行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趣，也相当有道理，从物理学、力学的角度看，司马光砸缸很难成功。但从“情理”上分析，又似乎说得通:缸是陶器易碎，而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拯救缸中约小孩(当时只有一群小孩，而且当时“众皆弃之”，大家都跑了)只有靠“砸”，故事的重点是突现司马光的勇气和智慧，而不在于砸不砸得破的问题。所以人们相信它是真的，并不违反生活逻辑。这正如王蒙所言:文学的真实性间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说服力的问题。一部作品要感人、吸引人、教育人，首先要使人信服。如果读者信服，不在乎一些虚构之处反而能以为真;如果读者不信服，那么不管作者有多么良苦的用心，作品有多么装潢也是不会在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任何印象的。由此可见，“令人信以为真”是作品最终的目的，“合乎情理”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但对这个真实的理解不能绝对化。
杂文往往通过形象讲道，寓道理于形象之。所以，优秀的杂文作者总是着意于形象的描绘，努力使用种种形象化的手段，刻画出鲜明生动的杂文形象来，“立象以尽意”，使杂文主题为之昭然。形象性是杂文的本质性的特征之一。
1。从生活中选取典型形象
生活是杂文创作的源泉，也是杂文形象的主要来源。鲁迅在杂文创作中“贬锢弊常取类型”，从现实生活中选取了大量的典型形象。那些“现在的屠杀者”，卖身的“流尸”，“商人与贼的混血儿”，经过鲁迅筛选录用，烘托点染，一个个眉飞色动，现眼出丑。他们既是代表着某一类或某一群人，有时又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如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胡适、陈西谨、梁实秋，封建思想的代表章士钊，“第三种人”的代表胡秋原、苏汉等，都是鲁迅杂文中直呼其名、嘲笑怒骂的对象。
不仅如此，鲁迅还非常注意捕捉和紧紧抓住他选取的形象的最本质、最典型、最传神的特点，加以高度艺术的概括，使他们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如：他称封建军阀是依靠“火与剑”维持统治，“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学着猪狗”的、为帝国主义“复仇”的角色，说“现代评论派”是“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嗤息”(《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诸如此类，都以极简练的笔墨，“揭其假面”，“示人本相”，将这种人的丑态神形毕肖地勾了出来。
我们今天的杂文，从生活中选取的典型形象也多不胜举。简而言之，如雷锋、焦裕禄等各业各界具有特点的英雄人物，都成了不少杂文中的正面形象；而一些丑类败类则经常成为杂文中揭批鞭挞的反面形象，由于选取和运用这些正面的或反面的形象，就大大增强了这些杂文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