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的赶会是个大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月三次。腊月十六那一天，全乡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想或不想，都得出来瞧一瞧，图个热闹。春节前的那一次，更是人山人海（年年如此）。
凌晨四五点，就有人支起摊子来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次生意，谁不想赚大手笔？六点，整条大街已然星星点点撒落下许多摊子。卖糍粑的、卖烤串儿的、卖手工棉鞋的、卖猪羊牛的……全部就位。吆喝声七七八八，谁也分不清哪里才是声音传出的地方。
就这样稀里糊涂转一大圈，手上就不知不觉有了几袋东西。也不知自己买的什么，总之觉着很划算。买家好开心，商家也好开心。
没有人在家，惹得无聊透的狗子们好奇心上来，也跑到这儿凑热闹。它们一会儿嗅嗅这儿，一会儿嗅嗅那儿，脚步轻盈，心也宽松。
锣鼓队也来了，走街串巷，遇见小孩儿也给个红包。这时，小孩的大人还得还礼。好不热闹！
卖手工棉鞋的地方，外婆领我逛了好几家。
“多少钱？”外婆问。
“二十五。”卖鞋的说。
外婆听后摇摇头，小声对我说：“走，到街口能买到更好，更便宜的！”
外婆果真是说到做到，领我去了街口。街口上也拥挤，店铺花花绿绿乱成一团，人头赶人头。这里头也有好几家买手工鞋的，外婆瞧后问，问后算，算后又看，摇头淘汰了好几家。最后终于选定一双，以十五元的价格买了下来。
我对外婆那争十元而宁可腿酸的行为极为不解，便问:“外婆，这十块钱，有那么重要吗，便宜的还不一定好呢!”
“好！好！”外婆忙说，“外婆代你看了，这双真是物美价廉，赶上猪皮厚呢！”
外婆毕竟是外婆，就连打个比喻都如此别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一看那鞋，面紫底白，十分朴素，根本无法与城里的雪地靴相提并论，可穿上的效果，绝对暖和，绝对舒服！我直呼这价给得太实惠！
我们逛了很久，直到手中再无空闲余地时方才停下。太阳已经照在头顶，正午的阳光笼罩了整条大街，整个寒冷又充满热情的冬天……
妈妈告诉我，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小区门口的爷爷和志愿者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到处走动。
因为疫情，我们被封在了家里，上网课，做核酸。天刚亮的时候，大白就拿着大喇叭喊着下楼做核酸，听到声音，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做核酸。早晨的天气特别的冷，我看见大白阿姨穿着厚厚的衣服，手都冻红了，辛苦的为每个人做核酸采样，他们很辛苦，真的很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们可以上学，这样大白就不会那么辛苦啦。
同时大白也是我的榜样，长大了我也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受伤了该怎么办呢？想必大家都问过这个问题，而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一个绝妙的，那就是用大自然的创可贴。
有一天，我去爷爷奶奶家玩，突然有了帮爷爷奶奶劈柴的念头。于是，我便拿起刀劈起柴来。我劈着劈着，就有似闪电般速度的一刀劈向了我的手指。我的鲜血汩汩地流了下来，妈妈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奶奶却不慌不忙地拿来一块毛绒绒的东西，将它贴到了伤口上。我很好奇，便问奶奶：“奶奶，这是什么东西？”奶奶神秘地说道：“这是有着剧毒的虫子的皮……”妈妈听了，脸苍白得像张纸。奶奶继续解释道：“但它可以止血止痛。”妈妈的脸上才慢慢有了血色。过了好几天，我的伤口好了，它可真是大自然里的创可贴啊！
这虽然只是个小窍门，却有大用处。所以，我们要利用好生活中的小窍门哦！这张神奇的大自然创可贴可以在木头小屋的房梁上、墙壁上和屋顶上找到。中国劳动人民居然能用这么不起眼的东西做“创口贴”，真是太伟大、太智慧了！
“脑筋急转弯”里有一道很有名的题，吃苹果什么情况下吃到虫子最恶心?答案是，看见半条虫在苹果上。我今天邂逅蟠虫的方式，不仅恶心，更让我体验了一种瞬间的毛骨惊然。
因为明天是周末，所以今天下午我就来到了外婆家。一会儿小姨回来了，我就在她屋里和她说话。我半躺在床上，手随意地放着，忽然摸着一个软软的小东西，像米粒一样，我就边拿起来边对小姨说:“谁把米饭—啊!”话还没说完，我就像触电一样从床上弹到床下，手里的“米粒”也被我扔了出去。我十分恐惧地拍打着衣服，直到我看见它在地上时才稍稍安静。小姨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了?”我只是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用手指着那个“米粒”—条粉白粉白的肉肉的虫子。小姨一下就明白了，她用纸巾捉起虫子说:“虫子居然用这种方式和你约会。”小姨的幽狱让我回到现实中来，但心跳仍然很快，回想刚才的瞬间经过，想起刚摸粉白肉虫的身体，我浑身上下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想和虫子有这样的约会。
在许多情况下，“由头”也就是杂文摆事实，讲道理的“事实”。但是，光是这点事实还不够，为着把道理讲得清楚、透彻，常要更多、更充分的事实作为议论的材料。这里，不仅有现实事实，有时还要有历史事实，不但有此时此地的事实，有时还要有彼时彼地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在事实基础上，再加以分析议论，就更能给人以启示。例如，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南腔北调集》)中，以《涛声》上有篇文章批评北平学生在日本侵略面前“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为“由头”，运用大量事实，对学生“逃难”的社会政治原因作了具体透彻的分析。文中讲到：段祺瑞执政时，北平学生仅仅为了请愿，就“死了一些‘苹苹学子”’，所得结果，只不过是“开追悼会，’：在国民党统治下，爱国学生也仅仅是搞了爱国请愿，就不仅惨遭镇压，“死掉的学生”还被诬蔑为“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反动当局为了“矫正”青年学生们爱国的“坏脾气”，不惜“用浩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面对这样的政府，面对爱国有罪的现实，学生不逃而何?倘不逃，或“赤手空拳，骂贼而死”，或“躲在屋里，以图幸免”，这都“于大局依然无补”；你要与敌人战斗么?但是，你“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的；何况，“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
由以上大量事实，作者生发议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哪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