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帮助家人干事的小孩，会打理生活的大人，会闲谈的老人，提到放爆竹，谁不是脸上就会变成笑脸呢？爆竹炸开，寓意财富像爆竹一样满天都有，更何况，这是我们新年必定要干的事呢！
大年初一的凌晨，妈妈就把我叫醒，睡意朦胧的我，穿好衣服在门口等待家人。我看着门口打了一个哈欠，当我再次睁眼，一片红铺满了地板。
我瞪大了眼，困意全无，快速跑到正在铺鞭炮的堂哥跟前，问：“能不能让我来点炮？”堂哥看了我一眼：“不行，这很危险。”我一听，立刻急了，哀求着堂哥让我试试，堂哥的表情从一开始的严肃，变成了无可奈何，最终，堂哥允许我点了。
妈妈刚好走出了门口，听到我们的谈话，笑着说：“不把你炸掉都算好的了。”我撇了撇嘴，没有理会。
等在厅里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打火机，兴奋地跳起来。妈妈有些嫌弃地说我：“没必要，就只是放了个爆竹。”
堂哥推着我走到头，紧张的情绪瞬间就有了，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点燃线，把手伸出点火，打着火的一瞬间就收回，呀！没点到。
我的勇气已经没有了，吸了口气，哭着靠近点燃口。大家看见了，都哭笑不得，只能朝我喊加油。
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再次点燃了线，等它有火光的时候，赶紧向后跑，就连手中的打火机都从手中飞了出去。待爆竹放完，我身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碎渣渣，我用手拍了拍，跑过去把打火机捡起来。
太阳升起，大片的阳光洒在地上，洒在燃爆的碎片上，我盯着这场景，不由自主地笑了。
白干事每天爱不释手的东西有三样:茶杯、报纸、电话。
白干事喝茶、看报的细节我们以后有空介绍。今天先看看她打电话的情景—
“喂—，老同学吗?—啊!你猜我是谁?老同学，我来告诉你—白炽。还记得吗，上中学的时候，大伙都叫我‘白痴’呢。梦岚，十多年不见了，大姐我很想你呢!真的，谁骗你是小狗!你说什么?大声点儿，我听不清楚。哦，我找你没什么事儿，就想跟老同学聊聊。对啦，听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晚报社当记者?你瞧我，整天除了看报纸杂志没事儿，竟没看到老同学的大作。晦，也不瞒你说，虽然手里老不离报纸、杂志，但我从没仔细看过那些玩意儿。何必仔细看呢?你们的报纸尽唱赞歌，全是鬼话，我才不相信哩!你别挂断电话么。我没什么事，咱们再聊一会，……哦，你有?—有事也不必着急嘛!梦岚呀，咱们十几年不来信了，你想念大姐吗?你怎么不问问大姐的工作、生活情况呢?你知道吗，我还在H大学工作。不过，现在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原部门嘛，早离开了。对，对!这几年先后调了五六个部门，怎么?你也知道我离婚了?听谁说的?—啊，
你不讲我也知道是谁说的，哼!好个章萍。自己不要脸，还配说我!她如果成天不给领导挤眉弄眼能当上副处长吗?梦岚，大姐不是给你吹牛，我若像章萍那样整天有事没事总爱在领导面前扭来扭去，早当上处长、局长了。梦岚，你稍等一下，我去厕所方便方便，刚才喝了两杯清茶……电话别挂断，大姐还没说完呢……”
1955年我在师政治部任干事，部队开展肃反运动，我向组织如实交代了我解放前学生时代的经历，其中，我结识的万县师范音乐教师叶创痕的关系使组织产生了怀疑。叶思想进步，创作过一些进步歌曲，曾暗示他是新华社“内勤记者”，我对他十分敬佩。后因国民党特务对他监视，处境危险，是同学余业举和我等三人秘密送叶上船，逃往重庆。最后，他还是在涪陵被捕，押回万县。由此，好位与叶有交往的人都先后被捕，我因逃往乡下得以幸免。解放前夕，叶被敌人沉人长江杀害。当时审查的同志怀疑叶是被出卖，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要我老实交代。无论我怎样交代，都被认为是“还在隐瞒、包庇”，我被停职审查，每天的任务就是“交代问题”。
折腾了好久，正当我痛苦万分之际，突然与叶的问题再不提了，却要我交代“三青团”的间题。事后证实，根本不是审查的同志设想的那回事。而三青团我并没有参加，负责审查我的同志却认定我一定参加了。理由是:“你学校有三青团组织，三青团多是集体人团，和你相好的同学也人了三青团，你在学校又很活跃，为什么就没有参加?”无论我怎样解释、说明，都被认为是“不老实”。我请求组织派人调查，也被当成是“企图蒙混过关”。
我想，如果是在敌人的刑庭上，我会依靠党的力量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但现在不信任我的恰恰是自己的党，是自己的同志，我要怎样做才算是对党忠诚?我像飘落在大海之中，四顾茫茫，孤立无援，何处是岸?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就这样前后停职审查了我半年，我终于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了三青团。很快我就被“解放”了出来，恢复了工作，而且派我去长沙政治学校学习，党组织又恢复了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心并未轻松，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总在脑海游荡:我这样做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吗?符合无产阶级立场吗?我感到说不出的羞愧,共产党员应该有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这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中，也应表现在党内斗争中。某个党组织，或党的某个负贵同志，在执行错误政策时非但不能代表党，共产党员还应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我们作出过光辉的榜样。然而我却“患得患失”、“仿徨动摇”，在真理面前当了儒夫逃兵，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党对我的这次考验，我没有合格，是我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一次失误。我在长沙政治学校给所在部队党组织写了一封信，进行深刻检查，请求组织重新调查处理。很快就收到新到任的保卫科长张多才同志的来信，嘱我安心学习，相信党组织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我的问题。一年后我结业回到部队，张多才同志告诉我，通过调查，已否定了我参加三青团的问题。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心中的这杆旗又重新飘扬了起来，它让我记住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