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很多的课：科创课、美工课、日语课等。然而，我们今天上了一堂最特别的课，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午觉后一回到教室，老师就说：“今天有烘焙课，你们可要好好表现呀！”我朦胧的睡眼就如被泼了凉水一般，顿时清醒过来。在科学课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想马上就做蛋糕，甚至想大声欢呼。可是，感觉这节科学课过得好漫长，时间似乎过了很久很久。
终于下课了，我们犹如从笼子里飞出的小鸟，快速跑向走廊认真排好队。到了食堂，我们看见工作人员在准备做蛋糕时要用的工具。
烘焙课开始了，我们一个个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认真地听老师仔细地讲述着。
开始做蛋糕了，我们先将打发好的蛋清放入装有蛋黄的盆子，再用勺子搅拌细腻，轻轻倒入烤盘中，撒上海苔和肉松，最后放入烤箱烤制15分钟。烘烤的时候，食堂都充满了蛋糕的香味，这何止是蛋糕的香甜，还是我们劳动的成果。终于烤好了，我心里想：“太好啦！马上就能吃上我们一起亲手做的蛋糕了！”坐在我旁边的同学脸上也洋溢出幸福的笑容，甚至有人用手悄咪咪地偷吃蛋糕上的沙拉酱呢。
烤好的蛋糕非常烫手，但是我们组有一个同学非常聪明，她用两张油纸夹在蛋糕的两边，这样就能准确无误地取出一块完整的蛋糕啦。再看看别桌的小组，有的同学把肉松全都撒了，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呢。
吃蛋糕时，我们每个人都欢乐无比，嘴里回荡着海苔肉松卷的香甜，心里充满了满足。
这节课我不但学会了如何做蛋糕，还学会了幸福是劳动所创造的，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直到现在，我还时时记起那位曾经教过我日语的老师 —一个叫北村松江的日本妇女。 还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夫征得我父母的同意，让我到一个日本人那儿学日语。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姐夫把我领到了那位日本人的家。 姐夫说她已经50多岁了，可是在我看起来也就40上下，她的头发卷曲着，黑亮黑亮的。眼睛不大，却非常有神。老师热情地给姐夫倒了一杯水，然后脱了木屐，跪在炕上和我们说话。她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声音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 过了一会儿，姐夫走了，留下我和老师学日语。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是头一次和外国人在一起。
我正忐忑不安的时候，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听了我的回答，她点着头说:“你的名字很好听，是怎么起的呢?”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师又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来，从五十音图学起。”说完，老师拿出一本书，翻到第一页。她指一个，念一个，我再跟着念一遍，反反复复，直到我自己能读下来为止。然后，她又教我写。看我写得不像，就手把手地教我。她说:“你学得非常认真，将来咱俩可以用日语对话}e”老师又鼓励了几句，待我回家时，还把我送了出来。 从此以后，我下午一有空，就去学日语。 老师还经常考我。有一天下午，我在她家看见一个陌生的叔叔。
老师拿出一张试卷，叫我答。我一会儿就做完了，老师当时就给我批改。我只有一个小错误，得了九十七分。老师非常高兴，她笑着和那位日本叔叔说话，少卜把我的试卷递给他看。他高兴地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并卜n t.说了一句什么。他们说的是日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我知i改他们是很高兴的。 有时候，老师给我讲完了课以后，还教我明日本歌曲。她对我说:“春天，是日木樱花盛开tai时候，句书这i}寸候，学生们就唱着樱花歌，到公园去赏樱花，樱花一m就，·片一片的，像云霞一样，什么颜色都有。”每当讲到这些，老师的眼里就会放出光彩来，就像真的看到了樱花一样。 我和老师学了一年多，后来，就没有去学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愿意在丰富多彩的课余时间，来背这些枯燥无味的日语单词。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不再继续学下去呢? 记得我告诉老师不再学日语的时候，老师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心里真难受，怎么回答她呢?我只好撒谎说:“现在学习非常紧张，实在抽不出时间。再说，上中学以后，我们就学英语了，我怕和日语混了。所以，我想……”老师听了，很遗憾地摇了摇头，愣了好一会儿才说:“既然这样，你就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吧!不过，别把你学的日语扔了，最好能经常挤出时间复习复习。将来你上大学，或是出国，也许用得着。”听了这些话，我心里难受极了，老师对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我不知道老师还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了那间小屋…… 如今，老师早已经回到了她的故乡。她也许不会记住她的那个没有毅力的学生，可是我却永远忘不了她。
“是不是听错了?”
强烈的阳光似乎要烤焦大地。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用日语说话。
那天是8月16日，是我进人美国中学(middle school)六年级的第一天。在日本的时候也是上六年级，不过那是小学的六年级，而这里的六年级却是指初中一年级。去年夏天，我来到在美国工作的父亲身边。
这天早晨，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比日本的同学先一步成为中学生。为准备来美国，我学了一点英语，稍微能听懂几句。不过，一开始就上八个小时的课，快节奏的英语铺天盖地，我简直如堕人云里雾中，不知所云。
整整一天，我被围困在英语的洪流之中，同学和老师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伴随我的是孤独与悲伤!而现在，我竟然在回家路上听到了只有在家里才能听到的、已有很长时间没听过的、并且是自己同龄人说的日语!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天气异常炎热。我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找到自己要坐的校车，正排队等待。
“你们是日本人?”我情不自禁地用日语问道。人真是不可思议。
“Are you Japanese?”按理应该使用英语，但我顾不了那么多。
“是的。”
“太棒啦!我终于遇到了日本‘朋友’。”虽然不知道名字和班级，但我已经单方面地把他们定为“朋友”了。
“我叫奥野智孝。上六年级。你们呢?”
“我是伊藤弘幸。六年级。”男孩先回答。
“六年级的铃木香澄。”女孩接着答道。
接下来，我非常兴奋地和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
当我还感到意犹未尽的时候，校车已经到达铃木和伊藤要下的车站。
“明天再见!”我依依不舍地向他们挥手告别。白天在学校里的孤独感全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为啥这样高兴?我还担心你打不起精神呐。”于是，我把校车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真凑巧啊。这么说来，有四个日本孩子同坐一趟校车，而且其中三个是六年级。我原来听说这所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日本人。”
这样，我上的中学实际上有5名日本学生。而妹妹所在的小学却只有她一个日本人。想起有不少孩子到美国后得哭上半年，我觉得妹妹真可怜。她或许已经感到垂头丧气了。
今天开始的头三天，由于校车日程安排不过来，妹妹是由家人接送的。从星期四开始，妹妹就得一人乘坐校车。那辆黄色的大校车，容纳学生的人数比看上去要多得多。妹妹将孤零零地站在英语世界里。我突然担心起妹妹来。妈妈想的也好像和我一样，她悄悄对我说:“别在惠莉面前讲自己交上日本朋友的事。惠莉今天也非常努力。”
不过，妹妹感觉非常良好。她说:“学校很有意思。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同学们待我都很好。老师也用英语慢慢地教我。我还交上了一位朋友。”妹妹跟平常一样，脸上露出微笑。我放心了。妹妹真令人羡慕，学的尽是些简单的东西。然而，我看到妹妹的作业后却大吃一惊，她刚进三年弄懂的地方可以间他们。这样，你产生了一种很放心的感觉，保证了心理平衡。所以，当你通过与日本朋友交流心里感到踏实以后，你就能感受到你白天没有感受到的同学们的友情。”
接下来，妈妈笑着说道:“你处在能说日语的环境中，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随着你英语越说越好，你就会忘记日语。你现在可能还难以相信，在美国出生或很小的时候就来美国并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孩子，他们不仅说英语，还用英语思考问题。听人说你爸爸单位的孩子把碟子叫“plate”，而不知道用日语怎么说。英语越来越成为这些孩子的母语，他们一开口说的也是英语，所以这些孩子的家庭都尽量使用日语。你们每天也在学习英语，但妈妈希望你们也能努力学好日语。今后，你们每天能在汽车里说日语，这真是太好了。不过，目前还是希望你们能暂时忘掉日语，把英语学好。”
与居住在日本的人说的日语相比，伊藤和铃木说的日语一点也不逊色。这是他们全家努力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既能学好英语，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母语美丽的日语。同时，我还希望自己能了解美国文化，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法，希望自己成长为一个能以国际眼光迎接21世纪的人。
我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才到美国来的。
(出日语声音，约十秒钟后压低混播)这是87岁的前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今天(4月17日)上午在富阳市受降镇受降厅所作的忏悔之词。(东史郎声音再次响起，约十秒钟后压低混播)他说:“我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对华战争，最后在浙江投降的。浙江人民以博大的胸怀宽待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今天我来到浙江，主要是为了谢罪。”
满头白发、戴着黑边眼镜的东史郎，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就是54年前在这里投降的侵华日军士兵的一员。据东史郎说，他25岁在东京应召人伍，曾参加日军人侵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战役。出于对参加侵华战争的反省和谢罪，1987年，东史郎在日本公开出版了《东史郎日记》，由此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忌恨和威胁，惹上了官司，并两度败诉。为此，东史郎多次来到南京收集证据，请求中国人民的声援。今天，他专程来到了富阳市受降镇受降厅。
(出东史郎声音，约十秒钟后压低混播)东史郎说:“我今天特地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当年那段侵略战争的历史的。我将勇往直前，继续上诉，斗争到最后一刻。”
听说当年的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要来富阳受降镇谢罪，67岁的受降村老支书俞振标一早就赶到受降厅。他说:(出录音)“当年我是一名儿童，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屠杀我们中国人，我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日本当年在中国犯下的一切罪行，应该向中国人民赔罪，也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录音止)
在受降厅，东史郎在翻译的陪同下，参观了日军侵华暴行的展览。在看到一幅日军屠杀浙江百姓的“千人坑”图片时，东史郎负疚地低下了头。他说，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只有深刻反省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参观完展览后，87岁高龄的东史郎拿起桌上的毛笔，颤抖地用中文写下了“正义胜利”四个大字。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很快就踏进了北平城，我于1942年考人师大附中。上初中的三年时光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情况下度过的。
当时学校里的外语课，除去有英文之外，还有日语，后者，是日本人强迫学校开设的。同学们对于被强迫学日语普遍很反感。
教日语课的，除去极个别的是中国人以外，全是日本教官。他们的出现，正是日寇侵略中国的明证之一。很明显，他们在学校里除去教日语课之外，还起着监视中国师生的作用。他们趾高气扬，骄横得不可一世，同时又带有几分特务的贼眉鼠眼。中国师生对他们既心存顾忌，又十分憎恨。
教我们这个班日语的日本人叫古田扩。他很蛮横o 1944年我正上初中二年级。有一天他来上日语课时叫我邻座的同学蒋荫棋起立回答问题。蒋荫棋在起立时用手按了一下桌子。因为他的课桌早已损坏了，桌面已和桌体脱离。他一按，桌面便翻了，他事先没想到，差点摔了一跤，样子比较滑稽。我那时年龄还小，看了他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一下。
这一下触怒了古田扩。他马上对我大骂“八格牙路”，并气势汹汹地从讲台上下来，抬手就朝我的嘴巴来!我急忙躲闪，他没有打中，我只觉得他的手指尖在我的左脸上蹭了一下。
古田一击不中，又转而去揪蒋荫棋。这时，令我一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
蒋荫棋和我当时个子都很小，因而坐在班上第一排。但蒋荫棋面对个子远比他高大、粗壮;身为日本教官又正在逞威风的古田，毫无惧色，竟然奋起抵抗，用双臂死命撑住对方的双臂。在这一瞬间，我本以为蒋荫棋闯下了大祸。谁知这个古田却不敢碰硬，竟然就此罢手，回到讲台上去写板书。
大家还没来得及对刚才发生的事细想，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是从教室后边飞过来一块木头，打在讲台上发出来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李仁杰同学扔过来的。
这个行动是对日本教官的示威和挑战，是十分惊人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古田竟然装聋做哑，Wl若寒蝉，一声不吭地继续在黑板上写字。蒋、李二位同学的骨气和胆量令我终生难忘和钦佩。和他们相比，我至今仍感到惭愧。
李仁杰同学是山东人。后来听别的同学说，他少年早逝。和蒋荫棋同学则久已失去联系，勇敢的同学，你如今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