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是成长的必修课，而能被挫折打倒时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这便是长大。
那还是我第一次参加篮球赛。篮球场上，鞋子摩擦着地板发出的吱吱声，篮球落地产生的啪啪声，交织着我咚咚的心跳声，使我感觉异常紧张，手心直冒汗。这会儿，即使开了空调，也吹不干我由于提心吊胆而出的汗。
看看对方阵营里的“大汉”，再看看我们这边“娇小”的队员，真是实力悬殊，不会一战就输吧？我的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再看看其他队员，一个个面色凝重，大概和我有着相同的担忧吧！
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缓慢的走向赛场，裁判把球往空中一抛，不好，对方个头比我们高，他们更占优势，转眼间，对方就已经进了一个球，场上的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赛况一秒比一秒激烈，眼看着对方频频得手，分值不断上涨，我仿佛看见失败正在向我们挥手。大战几个回合后，我方只得了2分，对方却得了16分，输赢显而易见，我们的士气大跌，我回到爸爸的旁边，整个人连同心底再搏一搏的决心都被失望吃掉。
这时，爸爸在一旁说：“你看，那里有一只蚂蚁。”我朝着爸爸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惊呆了：一只蚂蚁正沿着球杆滑下来又爬上去，滑下来又爬上去……我沉默了，心想：我们难道连蚂蚁都不如吗？
下半场，我们受到了小蚂蚁的力量，拼尽全力的去打比赛，最后，我们以19:19打平了，我们都高兴的跳了起来。
那一刻，我领悟到了：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挫折是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而在被挫折打倒时能自己站起来，这就是长大！
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选进了学校的啦啦操队。那时候训练次数很少，不是很累，我觉得很好玩，就坚持了下来。
三、四年级的时候，训练次数慢慢增多，训练的难度也慢慢加大了，我觉得越来越累了。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练习控腿，要求：人坐在地上，把两条腿抬起来，控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大约是4分钟）。一听到控腿，我们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可从来没有控过那么长时间啊！我旁边的队友急中生智，假装呻吟起来，说道：“老——老师，我——肚子——好疼——啊！”老师见状，就让她坐到旁边休息，她一边假装一瘸一拐地走，一边朝着我们挤眉弄眼，好像在对我们说：“这招真管用，要不，你们也试试？”我们没有受她的影响。老师高声喊道：“预备——开始！”我们纷纷抬起了腿。
快到3分钟的时候，我们都有些控不动了，眼看腿快要掉下来了，老师看到后，马上对我们说：“坚持住，不要掉下来！”虽然我努力坚持，可是我的腿一直在不听使唤地抖动，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老师见状，便说：“如果有人的腿碰到了地上，所有人，时间再加1分钟！”这句话，好像一把大刀，直戳进我们的心里。那时候，我们都在想：我千万不要掉下来，不然所有人都会因为我而再加时间。那个装病的队友，在一旁偷偷地对我们笑，似乎在嘲笑我们。
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我的腿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我越不想让它掉下去，它就偏要掉下去。我的心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很担心会因为我自己的一点儿小问题，连累其他人。我使劲往上提腿，只剩下最后40秒了，我的腿终于重新抬了上去。只剩下最后20秒了，我的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仿佛有人不断在往下扯我的腿。我很担心我的腿在最后的20秒里掉下来。只剩最后10秒了，我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把腿抬了起来。我心中的大石头才放下了一小会儿，只剩最后5秒了，我的腿好像抽筋了，特别麻！“5——4——3——2——1！”老师开始倒计时，他一共只数了5个数，但我觉得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终于，老师说：“时间到，大家都练得特别好，现在休息5分钟！”“啊，太好了！我终于成功了！”我开心地小声喊道。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困难，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
张老仿佛回到了当年，接着又谈起了那次起义，他说:“一927年3月19日至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前两次截然不同。这是在周恩来同志统一指挥下，有80万工人参加的，气势磅礴的冲破旧世界的壮举。事前，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沪东区摸底，并叮嘱我们要找到会打枪的人，好给送枪来。我们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会打枪的团员以后，就在寿品里(租界)租了一栋房子训练纠察队员。
19日正午12点，上海总工会宣布:上海80万工人总罢工开始。沪东区在纠察总指挥徐航安领导下，第一个进攻目标是虹镇警察局，警察看见千千万万愤怒的工人有如潮水一般涌来，都纷纷溃逃了。我们边追击边前进，直到天通庵路，碰到了敌人的主力，经过英勇搏斗，终于把敌人歼灭了。北火车站一仗结束，宣告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我们把所有中国的地界全部占领，并准备进一步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总工会公开了，整天有成干上万的工人群众敲锣打鼓来祝贺.在胜利的欢声中，我们开始整编工人纠察队，从组织形式到服装、纪律，焕然一新。建制从大队到中队都健全以后，队员一律换上了蓝布制服、八角军帽。帽徽是青天白日旗中间有个五角星，星内加上镰刀与斧头。中央军委书记、总指挥周恩来同志，在湖州会馆附近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队员个个扬眉吐气。同时成立了纺织、铁路、海员、印刷等十大产业工会。.还胜利地召开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了正副市长。”
张老呷了一口茶谈起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事:“正在全国人民欢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已在背后磨刀霍霍了。他一方面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一方面又麻痹革命人民，给上海总工会送来了写着‘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当时，年轻的工人运动还没有经过严酷的考验，人们想象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3月2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了一个们人的慰问团，拉着五火车皮物资由我带队去龙华慰问北伐军。可是到地方后，足等了两个小时不见任何来接待的人影，最后出来个司务长模样的人，命令我们把慰劳品和火车皮都留下，然后步行回去。当时，天正下着倾盆大雨，道路泥泞，我们从龙华走到湖州会馆(二三十里路)弄得浑身泥水，边走边骂。可是这些蹊跷的事情，并没引起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注意。其实，蒋介石早利用上海流氓成立了‘共进会’，4月11日晚，就包围了我们的总指挥部。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发现流氓捣乱，去找流氓头目杜月笙等交涉时，竟惨遭杀害。 这时，我已是上海纺织业总工会的委员长，‘四·二’早晨正住在闸北，对形势有些不明，赶到江浙区委请示宣传部长尹宽，‘是否下令罢工支援纠察队’,他却犹疑不决。恰好，这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当即下令:赶快罢工!我和张勤英同志急如星火地去通知沪东、沪西、闸北各厂。当罢工队伍到达闸北时，纠察队的枪已被缴光了。于是，罢工群众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恒丰纱厂的支部书记王阿宝，第一个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响亮口号，成为这次罢工群众示威游行的共同怒吼。 4月13日一早，在青云路广场召开了近20万人的大会，大会由李泊之同志主持，宣布了汪寿华牺牲的孤耗。会后游行示威，到二十六军司令部去请愿，当我们来到宝山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附近)时，就遭到了机关枪扫射，天雨路滑，到处是枪声，眼看着工人的鲜血流成河，尸体装满了几十卡车。我和张勤英同志急忙赶回江浙区委新建机关，听到恩来同志对赵世炎同志果断地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组织形式也要相应地改变。’从此，十大产业工会除铁路、海员之外，其余均取消，工作改由各部委领导。组织形式虽已改变，但因缺乏秘密工作经验，仍然付出了血的代价。如陈延年、赵世炎、张佐臣、杨梅生等无数工运工作的领导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英勇地、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先烈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革命转人低潮.我们按着党的教导，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了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了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