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万般红尘劫，犹如凉风轻拂面。
——题记
01
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棕色的粗布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着换洗的衣物和牙刷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最底下垫着母亲前夜赶缝的棉被，滑溜溜的料子绣着俗艳的花儿。细薄的绳子受不住重物的无情，已被欺负得有些变形，缩成细细的一条线，直往母亲手心里钻，勒出一条殷红的沟壑。
母亲并没有说什么，她的眼眸是如此的平静淡然，没有半点波澜，如同清水剪秋。眼波流转，几分坚定和极其自然的爱意搁浅在那里——她的眼眸。
母亲似乎很擅长告别。父亲走了，一走就是几个月。母亲却极其平静，第二天早上起床做好早饭，浇花，给家里的金鱼换水，有条不紊地运营着每一寸光阴。
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走的每一个夜晚，客厅一隅的那盏母亲平日做针线活用的白织灯，总是工作到很晚，很晚，以至于当年偷偷早起背课文的我，还能用稚嫩的手指处到昨夜的丝丝余热。
白织灯下，是一沓花花绿绿的鞋垫。
我曾经问母亲：爸爸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你难道一点也不想他吗？你花这么长时间去做那些毫无用处的鞋垫，到底是为什么呢？
母亲的目光很澄澈，仿佛没有经过什么内心的挣扎：习惯了也是一样，我们都得需要一个结局，这样老挂念着都难受，毕竟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啊。不如在临走之前做点什么事，也算是留个念想。
我问母亲，为什么如此淡然。
母亲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接着又笑开了，那嵌着梨窝的双颊藏着丝丝岁月的吻痕：离别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它就像你每天早上都笑着对我说你好一样。
真的吗？我不禁感叹母亲的坦然。
02
母亲的坦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不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亦不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时代，它只不过是个被挤在夹缝间，青黄不接的晦涩时光罢了。
她，就是那个时光里的一个孩子。
母亲生活在农村，还有一个大两三年的哥哥。她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读书上学这件事有着几乎痴迷的追求，母亲自然是被给予厚望的那一个。
母亲自从上小学就从自己家搬进了姥姥家，到了高年级，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又被送到了她的姑姑家------母亲怎能忘记这一次次离别的伤痛，又怎能不会反抗？然而，对于沉默寡言的母亲来说，这种反抗是无效的。
从那时起，母亲更加沉默寡言。仿佛这一次次的离别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不用争不用抢，更逃避不了。
我曾经听母亲说了这么一段话，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曾经是曾祖母说给母亲的：咱们要不是生离死别，总是会见到的，你走了，是要上好学，成家立业的，总归是个好事。
母亲很相信这句话，离别，总归是个好事，它能让你成长，并遇见未来。
03
母亲不信星座，不信上帝，唯独信身边的人，那种信任，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可以称作信仰。
母亲说，无论怎样，相信总是好的，起码自己心里有个念想，自己对得起自己的福气，即使哪一天永远见不到了，也没有遗憾了。
我有时候劝母亲，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和事不值得相信，母亲却不以为意，十字开头的年纪，懂个啥？
那天，一个远房的亲戚找到姥姥家，哭丧着脸。母亲招呼他进来，他不但不走半步，反而一把拉住母亲的手：姐啊，你一定要帮我一把，家里吃不上饭了，我给你跪下.....接着双膝一软，母亲连忙拽住他，接着从腰间抽出三百块钱。那人接过钱，双手拱起 ，一直退到门槛。母亲等那人转头，轻盈又快速地闪出路口时，才轻轻地合上了门。
这样的人，连个欠条都以后，怎么还我们？姥姥对母亲吼。
母亲还是不辩解，只是淡淡的说，人家会还的。
时隔七八年，我到底也不知道那300元前的下落，母亲那句，要相信的，一直萦绕在耳畔。
如今，母亲的职位依然不高，工资也只是补贴家用，但是我哪怕学会一点待人接物的善念，一点不计得失的信仰，都要感谢我的母亲。
我曾经满世界地寻找真蒂，却不知最想要的真蒂就在母亲那里。
我曾经满世界地寻找真诚，却不知最想要的真诚就在母亲那里。
历经万般红尘劫，犹如凉风轻拂面，这就是我的母亲，令我钦佩一生的人。
（指导老师：贾坤）
李白5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西域(yù)回到四川青莲地区定居。到10岁的时候，他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一年春天，岷(mín)山山脚下有个客人前来拜访李白的父亲，恰巧他外出未归。客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要离去。李白见了，连忙拉住客人说：“伯伯，您远道而来找我父亲，累了半天也不休息一下，就要返回，这样会伤身体和精神的啊。”
客人见李白礼貌热情，能言会道，心中暗暗佩服，便坐了下来。
李白开始忙起来，他又是送茶，又是递毛巾，对客人非常尊敬。为使客人不寂寞，李白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到客厅陪着客人说话，他大大方方地说：“请问大伯尊姓大名，以便我转告父亲。”
客人有心要试试李白的才学，便咳了一声，用手指轻捻(niǎn)了一下胡须，大声说：“我的姓是‘有人偷’，名字是‘鸟落山头不见脚’。”
李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拱手回答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亲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客人疑惑地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白马上回答说：“‘有人偷’就是把‘偷’字去掉单人旁，那么就是‘俞’字;‘鸟落山头不见脚’，就是‘岛’字。您姓俞，名字叫岛!”
客人听后，十分佩服，连连拍着他的脑袋说：“童子真是奇才，可喜可贺!”
李白不到10岁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家乡。14岁时，李白来到南浦(今四川万州市)，当地有个姓胡的乡绅(shēn)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别人，他想考一考李白。有一天，他当着李白的面就出了一副上联：“梁山栽大竹，无须淋(邻)水。”这个上联含有当地三个地名，因此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谁知李白随口答道：“南浦人长寿，何惧丰都。”这个下联前后也是三个地名，对仗非常工整。
胡乡绅很不服气，他又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大家看。那画上有个老神仙，怀抱一个大酒坛，睡在崖边，坛口朝外面流着酒。胡乡绅以画为题又出了副上联：“酉(yǒu)加卒是醉，目加垂是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月添半是胖，月添长是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堂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胡乡绅本想借联讥笑李白，谁知反被李白针锋相对嘲讽了一番，大家一看胡乡绅肥胖如猪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胡乡绅羞得满脸通红，还想找个机会再挽回面子。酒席散后，他领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里有几只小鹅浮在水上，游来游去，便灵动一动，对李白说：“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
李白心里当然明白胡乡绅的用意，回头向池塘中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只乌龟伸出头来，便应声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
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愤愤地讲，那里一些二胡、琵琶、扬琴等民族乐器演奏者，争相出国“深造”，引起众多的民族音乐界人士的惊诧。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族音乐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目前，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就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而我们自己的一些民族乐器演奏尖子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到外国去留学。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当前形成的一股“出国热”当中，还可以举出许多。有些人，不管自己所学的是什么，盲目出国留学，以谋求“洋学位”为荣。在他们心目中，“洋”的总比“土”的吃香。与此同时，有些人脚虽未跨出国境，但满脑子也是崇洋思想，挖空心思与“洋”攀亲。髻如，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改编的电影，想要和外国人合拍，好像不掺点“洋”就不成似的。这样的事，不仅将来要愧对子孙，就是现在也有辱国格!
我们并不反对向外国学习，在那些我们力不能及的领域应当跟外国进行积极合作，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妄自菲薄。
大家都知道，五千年来，我们炎黄子孙繁衍生息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培养和熔铸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且不说文房四宝，四大发明，针灸疗法，气功保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七下西洋……使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文化潞然失色，使人类受惠至今，就是一些在人们思想中已经认定是外国人所有的东西，深究甚源，也与我们中国有关。臂如有人说:“最早的报纸，要算两千年前古罗马的《每日纪闻》了。”殊不知在这之前我国汉武帝时期，就创办了一种《邸报》，才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又如人们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纸币的是十二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其实，早在九世纪，中国的唐宪宗时代即已开始流通纸币。现在一般人们认为飞机是外国人发明的，其实六百年前我国就有人造了一架“飞车”。此车“度山越岭，轻若飞燕，一时可行四百里，愈高愈捷叹见清代毛祥麟所著《墨余录》)，比美国莱特兄弟制成动力飞机时间早得多。据史籍记载，最早发现并记载哈雷彗星的，也是中国，比外国最早的记录(古罗马的记载)早二百多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智力决不亚于西方人的明证。据最近统计，在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十二三万人中，中国血统的就有三万人之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还会出现民乐手出国“深造”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常现象呢?第一，这恐怕跟中国曾经经历过漫长、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关。鲁迅先生批判的那种奴性思想至今还笼罩在某些人头上，阴魂不散，使得他们见到外国人就自惭形秽.仿佛低人三分。第二，这也似乎跟我们的某些用人制度有关，有些人很有才能，但只被“土伯乐”相中还是没有机会施展才能，非得“洋伯乐”看中了，才会引起人们重视，骤然身价百倍。这在客观上，就促使某些人费尽心机，争取到国外去镀一层“金”。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将来是否有一天，中国人还去向“洋大师傅”学习如何用筷子吃饭?这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爱恋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故土，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共同感情，这种感情赋予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力最，无穷的创造力和酷爱自由，坚韧勇敢的个性，使我们的民族历万劫而不灭。在今天建设四化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增强这种民族自尊心。但愿民乐手争相出国“深造”这一类事不要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