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窗旁，皎洁的月光为他镶上虚幻的银边，又落入他浑浊的眼与深刻的纹中，带出一分奇异的神采。夜色浓重，一双颤抖的手合上泛黄的书卷。
本不该是这样的。他出生于当地的豪族，被长辈赐名为蒲松龄。因为聪明伶俐，少有文采，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十九岁过童生试，拔得头筹，施闰章赞其曰“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声名鹊起，可谓天之骄子。他本该官运亨通，誉满中华，却潦倒终生，归隐聊斋。可叹天意弄人。
他心中怎能不怨？“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明知官场黑暗，阿谀奉承，金钱往来，虽“每每顾影自怜，可怜肮脏骨消磨如此”，更怕“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作塾师，观人世，南来北往的奇人异士，小住暂留的风流韵客，那一桩桩妖狐诡事，那一腔腔孤愤怨情，皆诉于纸上，贯穿一生，是为《聊斋》。
眼之所见，满腔孤愤者，天下不平事。宣德年间，统治者们在纸醉金迷中酣睡，黎民苍生在高台楼阁下匍匐。那嬉玩的促织之戏在宫中流行开的时候，蒲松龄看见一层层黑暗的云与雾，从上方逼压下来。这无边无际的雾中，他看见华阴县书生成名为捕捉进贡的蟋蟀而奔波，因办事不力被打瘸双腿而叹息，为放跑蟋蟀受父母责罚而落井的儿子痛哭。好好的三口之家，本可其乐融融自食其力而生，却不得不把命运系在一只蟋蟀扇动的翅与跳动的腿上，何其可悲！百姓为权势金钱的铁笼所锢，正如蟋蟀为竹笼所困。在黑暗中低伏的时候，蒲松龄听到了促织之声，听到了百姓的哀鸣。他不能言说，不能变夺，当一切历历在目，便泪如雨下。
眼之所疾，念念不忘者，金榜题名事。曾几何时意气风发少年郎，向北远眺，望一朝成名，从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载寒冬炎暑后，将登高楼，欲说还休。文章成灰进酒，呷一口，辛辣呛口，恨由此生，醉从中来。蒲松龄经朗朗学堂，过巍巍牌坊，至《考弊司》对“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牌坊嘲笑一场。遇《司文郎》，有盲僧能以嗅辨文、宋生慧眼识人，获二者称赞的王生却不得考官青眼，可怜盲僧长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他讥讽贾奉雉身负大才，却听友人之言以陈词滥调作文，斩获经魁，事后幡然醒悟，大汗淋漓。他冷眼看公孙夏巧言令色，劝说太学生行冥贿以图阴官。对于蒲松龄，名落孙山之事、弊端累出之制，早成入腹寒针，经年累月，刺破骨血，却始终不能引苦痛岁月穿肠而过。深夜幽烛中总要有人去问：十年寒窗若敌不过金银一锞，那要这天道何用？
若有皎皎之光，就有阴影相依相随；既然人心向善，定有恶念如附如寄。每当夜幕落下，在蒲松龄的一双阴阳眼中，只有披着人皮的妖鬼魑魅在游曳。白天为阳光湮灭的一切恶意私心，都赤裸裸地摊开在他的眼瞳之下。提笔飞墨，他抨击社会黑暗，抒发公愤；他揭露科举弊端，刺贪刺虐；他认为妖心易懂，而人心叵测。自此以后，更深露重，唯有书卷烛火与狐鬼花妖夜夜相伴。
这《聊斋》满纸荒唐的温柔乡、理想国、黄粱梦，但他的肺腑之言讥刺之词倾泻于字里行间。众人的嬉笑怒骂各具其神，世间百态一一道来。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唯这一个人“自笑轻狂与世违”。我想，他的笔墨中浸染的是无上的勇气，他的脊骨中是文人的骄傲与风雅，他的心中承载着修身治国齐天下的宏志，他的眼中映出现实中陋习俗制的虚影，他的思想中凝聚着先秦诸子之一的法家对伦理道德的思考解读、对法律制度的创新改革。从古到今，不屑沉浮在欲海之中的清醒之士，神色不同，行为各异，相似的是理性的批判、救世的志愿、竭力的改变，追求的是同一片桃花源。而蒲松龄接过重任，在拨清迷雾之后，跋涉过时间的洪流，向我们走来。愿接过这自尧舜而起的炎黄子孙的魂魄、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乱象仍存的当代，已站在古人肩膀上的我们应向世人展现它的荣光。
蒲松龄的屡试不第，是其个人的不幸，而为文化的万幸。在“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的落魄中，一甲子揣摩与打磨，世事与天理，皆成杯中物，煎熬又温润一双阴阳眼。看透隔肚皮的人心，万物众生倏忽化为狐鬼花妖，冥司神境，将聊斋与外界相离。一如字留仙，他说神道鬼，写尽人间百态，道尽世态炎凉，留下满纸窃窃私语。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
浮白载笔，仅成悲愤之书。
蒲松龄先生依窗危坐逝世，窗外有无数莹绿瞳孔闪动，鬼怪齐喑，竟成悲景。
赐我一双阴阳眼，借尔之书，且看世间。
聊斋志异 象
粤中有猎兽者，挟矢如山。偶卧憩息，不觉沉睡，被象鼻摄而去。自分必遭残害。未几释置树下，顿首一鸣，群象纷至，四面旋绕，若有所求。前象伏树下，仰视树而俯视人，似欲其登。猎者会意，即足踏象背，攀援而升。虽至树巅，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时有狻猊来，众象皆伏。狻猊择一肥者，意将搏噬，象战栗，无敢逃者，惟共仰树上，似求怜拯。猎者会意，因望狻猊发一弩，狻猊立殪。诸象瞻空，意若拜舞，猎者乃下，象复伏，以鼻牵衣，似欲其乘，猎者随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处，以蹄穴地，得脱牙无算。猎人下，束治置象背。象乃负送出山，始返。
清代大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深受群众欢 迎，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多写 花妖狐仙，怪物奇人，故事离奇，情节曲折。全书共收文言短 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要写出人物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 的作品，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没有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不 掌握大量的素材，是不可思议的，而蒲松龄写这些作品的时 候，仅是一个清寒贫困的教书先生，这么丰富的写作材料， 他是怎样获得的呢?
原来，颇有才气的蒲松龄，年轻时生活道路坎坷，使他 看清了社会的黑暗，体察了民间疾苦，决心通过谈鬼说狐来 写一部表达自己愤世嫉俗感情的作品。为了搜集素材，他特 别喜欢闲聊，爱听人讲故事。在他家东面不远的村外，有一 条客商行旅往来不绝的大道。道边有一片柳林，风景秀丽。 他每天一早，便带上一个大瓷瓶，泡好浓茶，再带上一包烟 草，来到柳荫下，铺上芦席。遇有行人路过，他便邀请人家 坐下歇脚纳凉，请人家谈谈各地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
他 一边听，一边倒茶递烟，总要人谈完才肯罢休。听到新鲜有 趣的事，他就记下来，晚上回到家里，便根据白天所得的材 料，选择那些意义深、趣味浓的故事加工创作，写成小说。 后来有些人被他的热忱所打动，还从远地把自己知道的离奇 故事写信寄来。就这样，经过二十年的辛勤劳动，写成了这 部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高峰的杰作。 因为蒲松龄的作品都是以闲谈中听来的故事为素材创作 的，他深知这闲聊对于自己创作的重要意义，所以便给自己 的书房起名为“聊斋”，把自己作品的结集称为《聊斋志异》。 蒲松龄能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范围，虚心向别人求教， 广泛搜集创作素材的精神，对我们很有启发。
清代大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深受群众欢 迎，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多写 花妖狐仙，怪物奇人，故事离奇，情节曲折。全书共收文言短 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要写出人物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 的作品，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没有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不 掌握大量的素材，是不可思议的，而蒲松龄写这些作品的时 候，仅是一个清寒贫困的教书先生，这么丰富的写作材料， 他是怎样获得的呢?
原来，颇有才气的蒲松龄，年轻时生活道路坎坷，使他 看清了社会的黑暗，体察了民间疾苦，决心通过谈鬼说狐来 写一部表达自己愤世嫉俗感情的作品。为了搜集素材，他特 别喜欢闲聊，爱听人讲故事。在他家东面不远的村外，有一 条客商行旅往来不绝的大道。道边有一片柳林，风景秀丽。 他每天一早，便带上一个大瓷瓶，泡好浓茶，再带上一包烟 草，来到柳荫下，铺上芦席。遇有行人路过，他便邀请人家 坐下歇脚纳凉，请人家谈谈各地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
他 一边听，一边倒茶递烟，总要人谈完才肯罢休。听到新鲜有 趣的事，他就记下来，晚上回到家里，便根据白天所得的材 料，选择那些意义深、趣味浓的故事加工创作，写成小说。 后来有些人被他的热忱所打动，还从远地把自己知道的离奇 故事写信寄来。就这样，经过二十年的辛勤劳动，写成了这 部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高峰的杰作。 因为蒲松龄的作品都是以闲谈中听来的故事为素材创作 的，他深知这闲聊对于自己创作的重要意义，所以便给自己 的书房起名为“聊斋”，把自己作品的结集称为《聊斋志异》。 蒲松龄能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范围，虚心向别人求教， 广泛搜集创作素材的精神，对我们很有启发。
文学创作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过程，它不仅是自觉的理性活动，而且还受到作家深层意识的潜在制约。蒲松龄在(聊斋自劫中说:“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可见《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发自胸臆之作，是他用来寄“磊块愁”的“孤愤之书”。这样一部书，必然是蒲松龄生活经验、人生理想的折射，其中当然包含着他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欲望、动机和理想。
《聊斋志异》有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而这类故事中的绝大部分爱情都是产生于男性与女妖、女鬼或女神之间的。在人与花鬼狐魅的恋情之中，蒲松龄自由地流露出对人性的热烈追求和对各种礼教的轻视。蒲松龄为他笔下的男性营造了一个特定的典型环境:荒山孤庙、凄冷旷野。例如《连琐》中的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聂小倩》中的宁采臣温小倩是在“蓬蔺没人，似绝行踪的兰若”之中。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之中，倾国倾城的异类女子前来，主动向男子求爱，双方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超越了互相了解的阶段直接达到结合的程度。他们通常是在“极尽欢恋”之后才开始互相了解，建立感情的。在人妖恋之中，蒲松龄采用这样一种过激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欲的肯定，而当恋情发生在两个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之间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连城》中的连城只能在死后委身于乔生;《阿宝》中，孙子楚只有在离魂之时才能一亲阿宝的芳泽。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蒲松龄始终格守着“生有拘束，死无禁忌”((聊斋志异·鲁公女))这一规范，让两个相爱的人“发乎情止乎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在人妖恋与凡人之间的恋爱中划出了明显的界线:现实中的女性必须受传统道德所束缚，要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才能与意中人结为夫妻;而作为超现实的异类女子，她不用顾及任何条件，只要两情相悦，便可随心所欲。正是蒲松龄在这两种爱情之间划的界线，显露了他意识深处的矛盾。
明代中叶崛起的王学使许多人从理学的禁欲栓a中觉醒过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日益动荡又使王学更加广泛流行，并且涌现了汤显祖“临川四梦”、冯梦龙和凌像初“三言二拍”等一批具有“真性情”的优秀作品。肯定人性、欲的这股思潮同样也波及了蒲松龄的思想，他借郎玉柱之口明确指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聊斋志异·书痴))从这可以看出，蒲松龄认为人应具有真情，同时也肯定有理的人欲。然而蒲松龄又是生活在一个比明代禁锢更严的封建王朝之中，所受的是儒家传统的教育，社会环境和自身的心理因素制约着他，限制着他真情的流露和表现。在蒲松龄的思想中，肯定人欲与禁锢人欲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他只能借助虚幻的形式，也即是把情爱中的女性处理为异类，用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去调和心灵深处的冲突，让它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同时，让男性处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也是要藉此避开世俗，让某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成为真实。在(巧娘)篇中，生前的巧娘因丈夫“病阉”、“不能人”而邑邑不杨，可见她生前是循规蹈矩的;而死后的巧娘却变得风骚起来，她强邀素未谋面的傅廉与她共赴巫山，在傅廉拒绝的情况下，还要采取主动挑逗的方式。这就可以看出，蒲松龄并不敢让“邑邑不畅”的巧娘生前便另嫁他人或者偷期云雨，只能让她把现实中的痛苦带到幻想的世界之中，让它得到自由的发泄。
在蒲松龄采用虚幻的形式来营造情爱模式时，花妖狐魅这一异类形象经常只定位在女性身上，男人与女妖的结合才是美满幸男妖被描写为妖祟，使用妖法屈使女人就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申氏》篇中，迷惑亢女的巨龟被“育割于庭”;《五通》中，蕴藉伟岸的驴精四郎也逃脱不了，被万生一刀斩死之后，还成为桌上佳肴。显然，蒲松龄是反对男妖女人这一情爱模式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男性始终是主宰。男性的自私心理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女性加上了许多限制行动的框框。在他们直接干预下形成的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传统都限制着女性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让她们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又制约着后世的文人，使他们对自己的自私心理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蒲松龄同样具有这样的男性心理: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却只是肯定男性的情欲，让他笔下的男性获得完全的解放，既可三妻四妾，又可接纳一个甚至几个异类女子;但他并没有给女性以相同的待遇。在《泥书生》一篇中，陈代蠢陋，却娶了个颇有姿色的妻子，自叹所适非人的陈妇终日饱泡不乐，蒲松龄却没有给她安排一位伟丈夫来慰藉她的失意，反而把夜夜来与他同宿的泥书生视为妖崇，最终由她鑫陋的丈夫“操杖以伺”，将他逐走了事。可以看出，蒲松龄并没有意识到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性爱的权利和需要。有人说蒲松龄在他的爱情婚姻作品中，倾注着对妇女命运的普追关怀和深切同情。但光从这一点看，蒲松龄就并不是一个妇女解放者，相反地，他的意识深处依然是男性文化的领地，令他不能容忍女子与丈夫以外的男性特别是异类男性苟且。他通过男人与男妖、女人与女妖的这一对比，显示出人间男子的至尊地位。
穷困潦倒而具文才灵气的书生邂逅一个甚至几个丽绝人寰的异类女子，两情欢好之后，异类女子不仅让书生享受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乐趣，还任劳任怨地帮书生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助书生渡过难关，给他带来财富、功名，或是千脆与他共登仙界。这就是《聊斋志异》中最为典型的情爱模式。
这种情爱模式其实是明清之际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延续，但又不是完全的才子佳人小说模式。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模式是“一见倾心、诗简酬和、偷期幽会、金榜题名’、奉旨成婚”。才子不仅要才高貌美，风流调悦，还要家势显赫，纵使出身寒门，最后也要以高中状元或成为某达官贵人的义子来改变其门第;佳人则要貌德俱佳，同样也要出身豪门;而才子佳人结合的过程往往带有重重阻力，解决的方法就是才子高中状元，于是百事消散。能否中举，是才子佳人结合的关键。而在《聊斋志异》中的这种情爱模式中，男性不再被强调成十全十美的才子，而是有某一方面的优点，如王生“风标修沽”;孔雪笠“为人蕴藉”;王鼎“慷慨有力”;粗恒“聪惠绝人”。他们出身寒门，有的才高八斗，埋头苦读却不能中举:如贾奉堆“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郎玉柱“昼夜研读，无间寒署”，“而苦不得售”。有的干脆不事科举:如陈明允“从副将贾缤作记室”;徐继长“业儒未成，去而为吏”。这里的才子只是普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佳人也非名门闺秀，多是美丽娇媚的异类。与才子佳人小说有最大区别的是男女之间的结合不再以男性高中状元为条件，而是让士子在得到异类美人的眷顾之后，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家世兴旺，多子多孙为结局。在这一模式中，功名富贵被排斥在外，或者是说，不成为士子自身条件的一部分，而往往是因为异类女子的介人，才使士子能够中举出仕，功名富贵在此成为佳人对士子的馈赠。从表面上说，蒲松龄改变了原先才子佳人小说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最终归宿—即是仕途成功和情爱幸的统一:把情爱幸福放在首位，让仕途成功成为情爱幸福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但事实上蒲松龄是完全摒弃了才子佳人小说的那一套观念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士子们的最佳人生道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无非是这个目标，其中又以治国和平天下为重点。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出仕。所以他们追求的无非是“学而优则仕”，把读书作为晋身官阶的一种手段，正如杜甫所说的“名岂文章者，’官应老病休”，文章是要用来求官出仕的，不是用来流传千古的。然而科举制度的腐败，现实的残酷常常把众多有才有志的士子排斥于官场之外，使他们一生落拓。“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既然共为人生的赏心乐事，那么名落孙山的士子们转而追求爱情就是必然的事了。但是出身寒门的士子在仕途艰难之后跟着而来的就是一生落拓，求得佳偶的欲望自然也难以成真。当这两个目标都无法实现的时候，士子们所受的心理压抑就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了。无花藏主人在《四才子书序》中说“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以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凡纸上之可惊可喜，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士子们在落拓之后，只能借一支秃笔，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把由于仕途坎坷而造成的压抑情绪转移到才子身上，把由于谋求佳偶不成的失意寄托在佳人身上，让书中的才子既高中状元，又娶得贤妻美妾，以此慰藉自己的苦闷，寄托人生理想。这就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模式。
其次再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态。他生活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达到高峰，士子们除考取功名外别无他业，这种社会风尚奠定了他专心科举的思想基础。蒲松龄出身于世代有功名的书香门第，父亲精研诗书经史却屡试不第，最终弃儒经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蒲松龄身上，要由他来光宗嫩祖，洗脱耻辱。蒲松龄少年时就颇有才名，在十九岁那一年便在县、府、道试中连得三个第一。这样的家世出身和社会环境，再加上他少年自负的个性，使他比一般士子便热衷于功名，也更承受不起落第的打击。然而从康熙三年那次乡试落第后，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谢世，蒲松龄参加过无数次考试，但每次都是满情希望而去，伤心失意而归。他的家庭由于他无法出仕而日益贫穷，但他热切功名之心却从来没有冷却过.就算是到了晚年，他还是要寄望于子孙:“实望继世业，幕首登云路。”《示儿跳、孙立德》蒲松龄一直到死，都没能从科举这一恶梦中清醒过来，尽管他深深意识到科举制度至少对他来说是不公平，正如他诗中写道:“良马非不骏，盐阪徒悲鸣。美玉非不贵，抱璞为世轻。”(《咏史》但他却执着于仕途，无法自拔。在《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中，潦倒落拓无法凭文字晋身的男主人公形象与蒲松龄本身不无想似之处，代表着象他这样不能发迹展志的落魄文人。蒲松龄不再让这些落魄文人们热心于科举功名，而是竭力追求一种另外的生活:所谓“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纹(《聊斋志异·翩翩》;“闭门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候不足贵也”(《聊斋志异·细候》)。表面上看蒲松龄是让他笔下的士子置身于功名之外，但其实他所做的只是无奈的自宽自解乃至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现实的打击虽然没有使他超越致力功名这一心态.但文人的孤芳自赏却令他潜愈识里对科举制度有深切的愤恨，这从他的诸多抨击科举的篇章中都可以看出。蒲松龄要他笔下的士子不屠于，而不是象他一样不能科举致仕。事实上，他永远都不能够忘却科举对他的致命打击，所以在让士子们超脱世俗之余，他常常会用某些情节来证明这一点。《聊斋志异·云萝公主》中安大业考中举人之后，认为这是无意中得来的东西，不足以表明人的荣辱，“止折人寿耳”，“由是不复进取”;《聊斋志异·雷曹》中乐云鹤“潦倒场屋，战辄北”，终于弃儒业商，在他家业旺盛之时，儿子星儿十六岁便“及进士第。(聊斋志异·白于王)中吴表庵“少知名”，因有奇遇后无志于功名，人山修仙，他遗下的儿子“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人翰林”。这些情节，确确实实证明了蒲龄潜意识里对科举的不能释怀，他如叶生一般沉溺科举无法自救，纵使自己不能出仕，也要让子孙为之扬眉吐气，一洗自己的耻辱。只不过他这种心态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表面超脱，但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更深的沉迷。假若蒲松龄真的超脱了，那他就无法写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来。但话又说回来，蒲松龄作为一个古代的文人，他所受的教育已经注定了他的执迷，科举致仕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他心灵的一部分。他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却从没完全放弃过。正如他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一篇中说的:“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踏碎之;踏之不已，而投之烛流。从此披发人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逐以破卵之鸿，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这条科举之路是他避不开的，纵使理智促使他回头，但骨子里却始终有科举这一阴影的存在。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先生的故乡就是我的家乡。
百花盛开，春回大地。我和几个外地的同学乘兴参观了蒲松龄故居。来到淄川蒲家庄，就看到慕名而来的游人络绎不绝。大路旁有几株古槐，树身虽有枯朽之处，但繁枝如铁，倔强峥嵘。据说，蒲松龄在世时，常在树荫下设茶，向过往的行人搜集奇闻异说，丰富创作素材。
故居周围，一色青砖砌成的围墙古朴、美观，院中垂柳的枝条伸出墙外，婆婆摇曳。正门上方黑色的匾额上是郭老在一九六二年初冬题写的“蒲松龄故居”五个镀金大字，笔势遒劲、有力。别具地方特色的门楼，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走进故居大门，宛若走进一座清幽的小花园：垂柳袅袅，炯娜多姿，藤络虫L曲，崭清碧绿，嶙峋多姿的太湖石，摆布得颇具匠心；鱼池中，金鱼翔游多瓜架下，蜂飞蝶舞，盆中花卉清香四溢，房前青松生机勃勃。这一切把这座古朴的小院落装点得幽雅、别致，令人赏心悦目。
向北，穿过两个青藤缠绕的八角门，就步入第二院落。正面北屋就是“聊斋”。蒲松龄出生在这里，后来也是先生的书房。《聊斋志异》就是在这儿成书的。
“聊斋”正面墙上是蒲松龄七十四岁时的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有郭老题的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对蒲松龄大作的高度评价，房内还陈列着先生用过的睡床、桌椅、茶几、笔、砚、木影炉、蛙鸣石等，墙上有先生的墓表、手稿等影印件，看着先生的这些遗物，脑海中仿佛浮现出先生拈须深思、伏案挥毫的动人景象。
我们按原路折回主院，再向西经过一个圆门，就进入第三院落。这里是先生著作的陈列室，我觉得好象进入了一座小图书馆，这儿有《聊斋志异》的新旧中外各种版本，有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评论文章；有各种传抄本，还有先生的诗、词、理曲等近千余篇，有改为连环画、戏剧等版本的《聊斋志异》选本……。先生一生的艺术瑰宝，象颗颗璀璨的珍珠，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看着、讲着，赞叹不已。先生真不愧堪称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里还有当代著名诗人、画家的题诗、题画，都对先生的著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走出陈列室，。我们游兴未艾，又到村东游览了先生引以起号的柳泉和蒲松龄墓地。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革命造反派”掘了蒲氏之墓，毁了墓碑。而今，由于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重修了墓亭，重建了墓碑，又使旧景重现。茅盾先生还为柳泉题字，并重题了墓表。我想：先生倘若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为今朝的大好风光吟诗作斌吧!
傍晚，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向村外走去，这时，夕阳的余辉沐浴着整个村庄。我再次回首眺望夕阳中的“蒲松龄故居”，顿觉金壁辉煌，似幻景一般。我不禁想到：蒲松龄故居也一定会和他的巨著《聊斋志异》一样，美名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