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8.24日，日本倒行逆施，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不计后果地将核废水排入大海，遂感时忧世而做此篇。
我的外祖父比常人少一个脑袋和一条尾巴，所以被人们称为怪物。他很奇怪，总是说着大海是蓝色的，我们反驳他：大海是黑色的！他却生气的将我们赶出房间。他从来都不吃鱼，好奇怪，毕竟鱼的腿肉是非常鲜嫩的。
有一天，我的伙伴们在外祖父的房间里看《猪猪侠》，并且疑惑地说：“好奇怪，这只猪为什么只有四条腿呀？”外祖父一下子就生气了，大吼着说：“猪本来就只有四条腿，而不是八条腿！你们这些怪物给我出去！”
外祖父时常捏着一张照片泪流满面，上面是一片湛蓝，清澈的海浪翻滚着，金黄色的沙滩上，站着外祖父和像外祖父一样的怪人，这张照片大概就是误导外祖父“海是蓝色”的罪魁祸首吧。
外祖父每天都疯疯癫癫的，不停的念叨着什么“日本”、“核废水”、“8月24日”、“怪物”之类的词语，并且他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
今天，我给外祖父看了一张照片：黑色的海洋上，漂浮着鲸鱼的尸体，长着腿和三只眼睛的鱼快活的游来游去，一个上面有像电风扇一样的标志的桶还在缓慢的往海里滴水……
我希望他看到这张照片能醒悟过来，大海就是黑色的，并且一点都不美好。没想到他看了这张照片却直接暴走，表情可怕极了，我忽然想起来，今天又到了他念叨的8月24日……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愬，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脸上光彩。他决定立一个纪功碑，来纪念这一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韩愈，擅长写文章，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韩愈是唐朝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词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在他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
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
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
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官，才又回到长安，负责国子监（朝廷设立的最高教育机构）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公元８２０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我反对！”
一场激烈的辩论赛正在进行中。
刚开始大家都鸦雀无声，后来慢慢的进入佳境，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便你一语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了。
起初只有我和童乐一直都在辩论。他觉得写作太需要技巧了，因为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习写作技巧。而我想起我二年级那会写的作文，根本没有什么技巧，同样写得很好，还被老师表扬了。所以我认为写作是不需要技巧。我耐着性子等他发表完观点，立刻反驳他：“我认为如果运用了技巧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你抒发你最真实的感情。要知道，老师上课一直强调写作文要有真情实感，真实的感情是最朴素的，根本不需要技巧。你们看我们很多好的文章都是以情动人，不是以技巧动人的。”
但童乐却大声反驳道：“写作技巧并不妨碍抒发最真实的感情，有时候还会因为用了技巧，使得情感的表达更加真挚。我们学习的《慈母情深》不就是这样的吗？”
就这样，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争吵得面红耳赤。就当我们两个激烈的辩论当中，特别想有队友来救援，可是，那些吃瓜的队友们一直不理我，一直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听得津津有味，好像是在听我们说书一样，完全不把自己当做辩论选手，我内心那个崩溃呀，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我身边这一位一样的队友啊。我太难了。
但是这次辩论赛真的是既好玩又刺激，一方面我得专注听对方的论述，另一方面我要快速地搜集我头脑里的素材和观点，进行反驳。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稳赢了，但是没想到对手也是很有实力，思维转动非常快。我很多次在转述的时候，还有点不够流畅。幸好之前妈妈让我看来辩论赛，我掌握了一些技巧，还是很有帮助的。看来真的像妈妈说的那样：功夫在平时！
导读：你知道吗，尽管我们都反对以几个句子代替整篇文章来评价作文，但是在批改中看到好句子，周老师还是会很开心的。这次的金句，周老师的评价是“亮瞎眼睛”，一点都不夸张。
雨天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三小三年级 张棣雅
雨姐姐又哭了，仿佛想要发泄一下，告诉我们她很痛苦。整个世界显得灰蒙蒙的，让人觉得无精打采。
把下雨形容成雨姐姐要哭了，这个拟人运用得很妙。
下雨天睡懒觉很舒服，可是今天是工作日，我得去上学。没办法，只好去上学喽！一出门，只见雨淋湿了大地，把人行道的灰色睡衣换成了黑色的西装，雨伞好像是一朵朵鲜花，衬托着它的衣服，使它变得更加帅气；马路上，一个个善良的刹车灯仿佛同情雨的痛苦，也跟着哭红了眼；舍己为人的雨披，正在为人们服务，它已累得满头大汗。
这一段充满了神来之笔，雨给人行道换上了黑西装，刹车灯为雨哭红了眼睛，雨披累得满头大汗。——丰富的想象力，神奇的修辞效果。
雨天，开着小轿车的人们，显得比往日着急，原来是一直在堵车；骑着自行车的人们，比往日要快，仿佛想要和时间赛跑，原来他们想要少淋些雨。雨天，在行人道上的人，心里各个都很郁闷。有的在唉声叹气：“诶，我的鞋子又湿了，真难受！”有的在想：“讨厌，又不能到室外活动了！”还有的在抱怨：“下雨天多烦啊，雨水滴得到处都是，被风一吹，好冷啊！”
这一段写了雨中不同身份的人的共同心理：着急。开车的人，因为堵车而着急。骑车的人，想要少淋雨。步行的人更是郁闷，而且各有各的郁闷。
虽然很多人都很讨厌雨天，但是我却能在这个天气里找出点乐子来。我最爱穿着雨鞋踩水洼。一脚踩下去，水洼就会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还会冒些小泡泡，就像在给我的脚按摩。
“我”对雨天是什么感受呢？作者是与众不同的，大家都不喜欢雨天，但作者却自得其乐。穿着雨鞋踩水洼，享受按摩一般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快乐也许就在这样的细节里。
今天，我的前刘海被全淋湿了，因为我雨披的帽子动不动就掉下去，害得我到校后被同学问：“你是不是洗过头了？”这让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真拿这调皮的雨没法子，让我哭笑不得！
又是一个细节，雨打湿了“我”的前刘海，让同学以为“我”刚刚洗过头。但从作者斥责雨“调皮”的口气来看，作者是喜爱这场雨的，虽然它打湿了自己的刘海。
周东飞老师点评
这篇观察雨天的文章，写得不同凡响。特别是本文第二段里面的一组比喻句，让人几乎要拍案叫绝了。孩子们神奇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有时候真的不能不让人佩服。平常，人行道是灰色的。下雨之后，湿漉漉的人行道变成了黑色。这样一个情景，被作者用比喻写出来，马上就熠熠生辉了。作者说，“雨淋湿了大地，把人行道的灰色睡衣换成了黑色西装。”老实说，看到这个句子，周老师的眼睛立刻就被亮瞎了。
更神奇的是，小作者的灵感仿佛是排队出现的，这个句子之后，她又写出了好几个同样绝妙的比喻、拟人句。雨伞好像一朵朵鲜花，衬托着这件黑西装，使它变得更加帅气。善良的刹车灯，因为同情雨的遭遇而哭红了眼睛。为人们提供服务的雨披，此刻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这一切是如此的神奇，就像是黑白照片突然变成了彩色的，那种闪着光芒的色彩，让人不禁欣然陶醉。
一篇作文，有了这么几个闪闪发光的句子，已经足够获得认可了。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这样的效果是怎样产生的？只有搞清楚其中的奥妙，我们才能够保证下一次继续写出如此美妙的句子来。首先，我们能够肯定，小作者虽然是三年级小学生，刚刚开始写作文，但她一定是懂得比喻、拟人这些修辞手法的。然后，她一定是置身于雨中马路这个现场的，并且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否则，她不会看到雨如何让街道从灰变黑，以及雨伞、车灯、雨披这些要素的表现。
懂得了修辞手法，进行了细致观察，是不是一定能够写出精彩的比喻、拟人句子来？答案是，不一定。因为，还缺少最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想象。观察是用眼睛看，我们的头脑也不能闲着。雨打湿了街道，灰色的街道变成了黑色的街道，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当我们的头脑飞速运转起来的时候，灵光乍现，啊，这不正像换衣服吗？灰色的睡衣换成了黑色的西装，正是如此啊。于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句诞生了。
一定有很多人开始羡慕小作者的想象力了，那么这种想象力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我猜想，应该是阅读和训练。通过大量的阅读，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范例文字。比方说，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写的《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这样的文字往往能够启发我们去进行比喻、象征、联想，当这些训练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也必然会突飞猛进。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StateArchiveofSocio?Political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54页。。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198页。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2～156页。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90页。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分类：历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了镇压反对她的人，任用了一批酷吏。其中两个最为狠毒，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他们利用诬陷、控告和惨无人道的刑法，杀害了许多正直的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
有一回，一封告密信送到武则天手里，内容竟是告发周兴与人联络谋反。武则天大怒，责令来俊臣严查此事。来俊臣，心里直犯嘀咕，他想，周兴是个狡猾奸诈之徒，仅凭一封告密信，是无法让他说实话的；可万一查不出结果，太后怪罪下来，我来俊臣也担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呢？苦苦思索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你劝我喝，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说着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来俊臣立刻装出很恳切的样子说：“哦，请快快指教。”周兴阴笑着说：“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想想，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来俊臣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在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回头对周兴说：“宫里有人密告你谋反，上边命我严查。对不起，现在就请老兄自己钻进瓮里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
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唐则天皇后天授二年》。成语“请君入瓮”，比喻用某人整治他自己。
很少人敢反对潮流，即使他个人多么厌恶，也会在别人的喝彩声中叫好。很少人能“出於泥而不染”，大多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大多数人保持整齐的队列。为什么呢，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认知吗？不是的 这一切都是从众心理在做祟。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如此严重的从众心理呢，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不愿让“与众不同”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与别人不同的想法，只是因为与众不同，就被认为是愚蠢的。只是独出心裁就被当成了怪物。对别人认可的人或事物只是持自己不同的态度就遭到了群攻，请问在这样的压力下，有哪几个还敢坚持自我呢？
敢坚持自我的人不是没有，只是很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敢于创新的人不多。即使是不多，在培养孩子创新意识方面，老外还是做得要比中国的父母好，即使孩子们的一些想法很幼稚，他们也会支持，为的是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而中国人孝字为天，要求孩子按步就班，一丝不苟。一点点不顺着他们的心愿去做，自作主张就被认为是大不孝。虽然这些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们不能看不见家长对孩子一些行为的过度否认。隐藏在体内的艺术细胞促使孩子在洁白的墙壁上画下一幅幅图画，妈妈只会责怪孩子弄脏墙壁却不会去挖掘孩子的艺术天分。明明喜欢体育却被拉着和别人一样去学钢琴。请问这样的压力下，孩子敢有自己的兴趣和个吗？
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必须承认这类事实的存在，很多时候，个性和创新就是在群压下埋没的。我的说法也许不一定完全。但我希望我的文字可以给世人一点点警示。如果我们少一点随波逐流，多一点去承认个体的存在，我们的社会，也许就会少一些模仿的机器，多一些创新的人才了。
昔有林海音书店窃读，今有我车上窃读，这段血泪史啊，与反对我“啃面包”的人斗智斗勇，多不容易啊。欲知前因后果，请君听我细细道来……
“啧啧啧，诸葛亮这一战打得真是大快人心啊！”我以思想者的姿势，看着摆在膝上的书，一边意犹未尽的评论着，身子因为车子的移动左摇右摆的。“又在看书！”老妈一声吼，君子也得抖三抖，哎呀，怎么一不小心就脱口而出了呢？我缩了缩肩，哎，要怪就怪诸葛亮智商太高，就这么把我给牢牢地吸引住了！“有没有听见啊！说了多少次，坐车时不要看书，怎么这话就左耳进右耳出呢！”老妈怒目圆睁，瞪着我。没关系，不要抢走我的书就好。“妈妈，你也看看嘛，这很有意思。真的真的！”我举起手中的三国演义，想着最好把老妈也拉下水。“想都别想，不准看！”“啪”的一声，手中的书被重重的合上，扔在了一旁的座位上。看来我是无法继续“行兵打仗”了，这让我怎么坐得住啊！
我托着下巴看着窗外，晚霞烧红了天空，太阳收敛了耀眼的光芒，但我感受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遥远辽阔，反而引出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淡淡闲愁。我向妈妈投去可怜兮兮的目光，她正在和别人打电话，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我伸出两根手指，一点一点的逼近书本，三厘米、两厘米、进了更近了，冷静、从容，我深呼吸，耶，到手了！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我像一匹饿狼，贪婪的读着，如痴如醉，不断的在书中汲取营养，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从沙漠中走来的饥渴交加的旅行者，烈日炎炎下忙于耕种而大汗淋漓的农民，最知道水的滋味，水的甘甜，我手里捧着好不容易得来的书，享受着书籍到底是什么滋味，结果陷得太深，又把老妈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空城计用的真是妙啊！读到这一章时，一股敬佩之情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我不禁对诸葛先生竖起了大拇指，咦，怎么热乎乎的？我不舍地抬头一看，惊得我差点把书扔到窗外——我的大拇指离妈妈的鼻孔只有２厘米！妈妈什么时候来的？我忐忑不安的瞄了瞄妈妈，她满脸的黑线，脸色可与包公相媲美，“唔……我……我……”我支支吾吾的半天解释不了，这最后的结果嘛，不言而喻。可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我对书籍反而更加爱不释手，于是，天天打游击战似的，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躲进厕所、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各种花招层出不穷，最后我光荣的近视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虫”，谁让书这么吸引人呢，让我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
看书，又时我极其性情，随意翻动；有时苦心研读，从头至尾。有时读着读着，热泪盈眶，一气呵成，只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我是在书中长大的，从幼儿园时读着一本本画册，从懵懂无知到似懂非懂，小学时读着浅显的文章，从生活大道理读到生活小细节，现在，我从疯疯癫癫的小孩子性格变成了沉稳的中学生，虽然算不上文艺女青年，也没有黛玉葬花的那种雅致多愁的情感，但我会细腻的观察他人的情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献上温暖，学会耐心，学会包容。书让我从不犯傻，却让我傻傻的天真，我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书写一个词语：放弃。书让我有恒心，有决心，让我永不言败，也许，我们都曾勇敢而坚毅，只是，在与时光老人的对峙中，我们从来都不是赢家，偶尔失败，偶尔忧伤。书告诉我：别怕哭泣，泪水懂得你！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雷雨，击碎了痛苦，驱退了苦闷，冲散了阴霾，人活着，当哭则哭，声音不悲不苦！
要是我疲倦了，书中的小精灵就溜出来偷偷勾勾我的手指，亲亲我的脸颊，我与书，一辈子，不离不弃！这是誓言！
当我吹灭十二根蜡烛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过完生日第二天，妈妈从院子里摘了三篮子三角豆，对我说:“把这三角豆卖了，卖来的钱给你买件新衣服。”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妈妈说完后，端来一盆水，把三角豆都泡在水里。我不解地问:“这是干吗?”“哎呀，你少管!”我和妈妈带着用水泡过的三角豆来"a菜市场上。妈妈把篮子放下，叫卖起来:“快来买啊，刚摘下来的三角豆，又大又香，三毛一斤哩!”不一会儿一群顾客围过来，都说这三角豆大，还便宜，就你二斤、他三斤地抢起来。
十分钟过去了，就少了一大半三角豆。妈妈得意洋洋地点着手里的一大把钞票，看四周人少，就对我小声地说:“人多的时候就可以少称二、三两，人少时碰到内行，就不能缺斤短两了。”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走过来两位老人，他们拿起一个三角豆看了看，说:“这是在水里泡过的。”妈妈听了先是一惊，然后又红着脸说:“人家好心把三角豆上的泥洗掉，你却说泡过水，有没有人味?”老人又说:“这三角豆皮和豆是分着的，绝对用水泡过。”
妈妈有点尴尬了，说:“要买就买，不买就走!”两位老人只好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泡水是为了增加分量.我对妈妈说:“妈，你别千这缺德事了。”妈妈却没好气地说:“现在什么不掺假，这还不是为了你，你还要不要新衣服了·一哎，你还不说”我坚定地说:“我已经十二岁了，己经长大了。你是在欺骗广大消费者，用‘黑’钱给我买衣服，我不要这不光彩的衣服!’‘说完后，我连头也不回地跑了，心里想了很多很多……
【〔评语〕思想健康选材新有时代气息许多人对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见怪不怪，甚主也学着别人的作法，缺斤短两，弄虚作假，坑害消费者，实在令人生仄。小作者的妈妈就受到了不正之风的影响，上街去卖用水泡过的三角豆，以增加份量，并在人多的时候少称二、三两，欺骗顾客，为的是多卖几个钱，给孩子买件新衣服。她明知故犯，还“得意洋洋”。更不应该的是还用这种忍想教育自己的孩子。
喜欢穿新衣服是小孩子的特.点，可是十二岁的小作者却能分辫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不要用黑钱买不光彩的衣服，听了妈妈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妈妈的作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甘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能够明辫是非，特别是时自己的妈妈也能大胆地提出批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要作文，先做人。
有较高的认识水平，才能写出好文章来。/由于小作者有正确的认识，就发现了发生在自己掌庭中的典型事例，做为写作的材料，使文章选材新，有时代的气息，那就是九十年代的小学生，能够明辫是非，抵制不正之风。如果能在文中恰当地点明中心，再把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心理活动写具体就更好了。
反对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利于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是我们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使用的武器，必须是先进的、革命的，也就是说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具体应用。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武器，不顾及我们当今社会和民族传统的特点，而用早已过时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但反封建道德观念达不到目的，反而会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目前，广大群众对这些不良倾向的作品很是反感，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宣扬的道德观念，不但不能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只能会败坏我们的社会道德风尚。当然，我们不能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些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给社会风气带来的危害。
最后，文学作品反映道德内容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同一作品中，有时良芳并存，瑕瑜互见。对于这样的作品，在阅读欣赏时，不能主观武断，简单从事，而应对之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否则，就难免片面，达不到弃恶择善的目的。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作为一篇被肯定的作品，曾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对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揭露，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其中“我”与赵志国的结合与分离，不能不说是轻率的，不严肃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
“我”的悲剧的酿成，最初是社会造成的，很值得同情，但后来则主要是自己制造的，不但不值得同情，而且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她的另一篇作品《春天的童话》，即使从道德倾向上进行评价，也是一篇失败之作。主人公羽姗，自称“太阳”，以“太阳神”自居，她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和“幸福”，制造口实，接连抛弃前二宝和舒鸣，又去追求一个妻儿俱全的老千部。而当她发现事实之后，却又成为一个疯狂的复仇主义者。这样的一个人物，尽管作者极力予以美化，把不道德的行为当作道德加宣扬，把极端利己主义者当作“思想解放的勇士”加以称颂，但也不能掩盖其不高尚的道德观。
但是，如果对作品进行科学而公允的研究，其中对何净的描写刻画，就其道德观来说，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借助一些细节的描写，活现了何净的丑恶灵魂和卑鄙行径，是令人可信的，作品中对他的道德批判也是完全应该的。因此，我们在具体对待一部(或一篇)作品时，总的倾向是失败的作品，也应注意进行分析，对于其合合理的部分，也不能一概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