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美丽而可爱的地球母亲的身上，但我们并不知道母亲的现状。
母亲的血管内流着被污染的血液，上面漂满了垃圾和小鱼小虾的尸体，母亲的肺里满是灰尘，因为她的各种免疫细胞——树被人们肆意的乱砍伐，已经抵挡不住那凶残的沙尘暴了，母亲的气管内也沾满了灰，害的母亲不停的咳嗽……看看我们的母亲，她是多么的虚弱，这都是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
以前满山遍野的花草树木，消失的无影无踪；清澈见底的河流，变成了黑色的水池；蔚蓝的天空，变成了灰尘的天地；自由的野生动物被捕杀，失去了家园……
这是我们的母亲，养育我们的母亲呀！从现在起，爱护她，珍惜她，多种树，少开车，多些环保，不要乱垃圾。我相信，到那时，我们的母亲一定会返老还童，清澈的河流在她的身提流淌，蔚蓝的天空对她微笑，树木向她招手，空气清新，大地芬芳。那时母亲也会和善的看着爱护环境的我们，向我们不停的笑，发自内心的笑！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等到这一天的。
我的家乡——西航，是一个美丽而可爱的地方。从前的她其貌不扬，如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我感慨万千。
就拿西航公司的中厂门来说吧！记得我小的时候，中厂门四处都是大树，地面全是土地。只要刮风，到处都会尘土飞扬。倘若下雨，遍地都是泥泞不堪。
而如今的中厂门呢！真是焕然一新，她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你的到来。那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花岗岩蒲城的广场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明亮。中厂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的音乐喷泉，每到晚上，它看上去五光十色、变化多样。有的像水帘洞；有的像雄鹰展翅；还有的像高山瀑布直泻而下……气势宏伟、壮观，令人陶醉。在喷泉的西北边，有一块巨大的灰色岩石，上面醒目地刻着四个红色的大字：红旗广场。在喷泉的正后面，有一个红黄相间的“大火球”耸立在高空，她象征着西航的未来更加生机盎然、美丽无比。“大火球”的后面是用汉白玉修建的升旗台，具有传统气息。19.58米高的银白色旗杆和蓝色“八一”字形的厂大门组成的1958年8月1日寓意着西航自58年建厂以来的蒸蒸日上、勃勃生机，使人赏心悦目、浮想联翩。在广场的四周，一簇簇、一丛丛的鲜花争奇斗艳、色彩斑斓。花丛中散发出缕缕清香。水杉、银杏、白玉兰等名贵树木比比皆是，再加上千姿百态、品种繁多的灯饰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啊！现在的中厂门真是美丽极了，仿佛她也在过新年，像小朋友们一样，穿上了漂亮的衣裳。
除了中厂门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了变化。现在的自动伸缩大门取代了原来的手推两扇大铁门。一栋栋教学楼拔地而起，红绿相间的塑胶操场，令人耳目一新。在北教学楼后面，添加了不少娱乐设施，还有生态园呢！
我的家乡在变化……她真的变了，变得越来越美了。我爱我的家乡——西航。她是那么的高贵、典雅，韵味十足！
年轻的朋友往往十分景仰“名人”，然而可曾想到，许多名家在生前恰恰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其实是后人献在他们墓地的鲜花。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64),鲁迅称他的著作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书”。他生性豪放，轻财重义，把一份家产散尽后靠卖茶度日。他写作时经常无米下锅，冻馁难忍。但他善于苦中作乐，抓住儒林群丑，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他在生前，竟被族中人骂作“败家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1797-1828)，是近代音东史上的“歌曲之王”。他一生潦倒，没有谋到过什么职业.经常腰无分文，饥肠辘辘。有一天，他信步走进一家饭馆，偶而看到桌面上的报纸上登有一首小诗，当即配上乐曲，交给店主换了一份土豆填肚。这乐曲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摇篮曲》在他逝世三十年后，手稿在巴黎拍卖，以四万法郎的高价成交。他在生前，一直被维也纳上流社会拒之门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最终在乡间默默病逝。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I829)，是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之中写了《动物学哲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但投有拿到过什么报酬，在极度贫困中迎来了晚年，却又双目失明，境况更是凄凉。尽管如此不幸，他仍然坚持自己口授著述，由女儿笔录，继续进行七卷巨著《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一书的写作。他去世时连块墓地也买不起，两个女儿租用了五年墓地。五年到期，这位伟大学者在九泉之下的梦，又被生前的贫穷惊醒了。
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荣摺。虽然，一个伟大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常常要经历时间的严峻考验，方锗显示其价值，然而，这种考验有时竟会显得如此不公正。
历史，在它行进的途程中，自有它自己的辩证法。渡盖在珍珠上的尘埃，终究会被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冲刷殆净，而还其本来的光彩。
挪威数学家阿贝尔(1802—1829)，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傲出了五次代数方程一般不能用根式求解的证明。他将论文自费印刷，送给欧洲“数学王子”高斯，可论文却被这位权威打入了冷宫。两年后，他又写了关于高等函数的著名“巴黎论文”，送到法国科学院。那里的两个数学权威，一个根本不屑一顾，另一个也是无动于衷，阿贝尔在冷遇和气愤中死去，年仅二十七岁。死后三天，柏林大学请锥任数学教授的聘书，寄到了他的家中。又过了十二年，“巴黎论文”重见天日，一发表，就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论文之一。
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1832)最先提出了近代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群”，可这篇论文被法国科学院一位目空一切的数学家丢失了。次年，他又写了几篇数学论文送交法国科学院，不料主审人因病去世，论文也不知所往。再过两年，他被迫把自己的研究再次写成简述，寄往法国科学院，两位数学家又因“完全不能理解”而予以否定。其实，他们都没有读懂伽罗华的论文。二十一岁那年，伽罗华死于决斗。三十八年后，他那六十页厚的论文终于出版了，从此，他被公认为“群论”的莫基人。
阿贝尔和伽罗华，宏才远志，厄于短年，他们在生前并没有追逐过美名，相反，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创造的权利而奋斗。而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九泉有知，所企求的仍然不是成功的桂冠，而是人们是否最终认识了他们在数学中发现的价值。
真的盛誉，莫过于后人在承认了他们的价值以后，运用他们的建树来进一步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明代末年的科学家，他不仅撰写了著名的《农政全书》，而且编写了《崇祯历书》，是我国制造和使用望远镜观察天文的第一人。这位官居礼部尚书的科学家，科学上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无所多求，“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修改历书的任务，咽气时也没有忘记推荐后学。由于战乱频呈，《崇祯历书》修成后没有及时颁行，到了清代终于被采用，奠定了以后三百多年我国历法的基础。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1822—1884)，在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灰色围墙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豌豆杂交试验，得出了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写的《植物杂交试验》刊登在自然科学学会的年刊上，被分送到了欧洲和亚洲大约一百二十个图书馆。但是，没有引起丝毫反响，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年间，也没有谁提到过他的论文和定律。孟德尔在坟墓里静静地又躺了十六年，等到1900年的春天，动人的情景终于出现了卫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荷兰、德国、奥地利的植物学家，几乎同时奔向图书馆，翻开积满了四十年尘埃的学会年刊，一盏明灯也就骤然放出了异彩。从此，遗传学研究异军突起，为世人所注目。
他们都是勤奋的播种者。他们播下了种子，而把收获的喜悦留给了后人。后人献在他们墓前的鲜花，其实是由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发芽、生根、结蕾，而后开放出来的。
现在，为了激励人们成才的勇气和志向，历代名人常被请来“示范”。但是切不可忘记，他们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难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既定的成就和享有的盛誉时，更不应当忘记他们也都经历过默默无闻中的艰辛和奋斗。
赫青黎说过:“总有一天，真理会取胜。即使真理在他一生中未能得到胜利，为了坚持真理也会使他变得更好，更加聪明。”
名誉，只能跟随在“胜利”后边，随“胜利”而到来。但唯有真理，唯有认识真理的事业，才值得毕生追求！
烛光中，时而可以看到有几只蚊子飞过。蚊子“嗡嗡”地叫着，真叫人心烦。墙角处传来“嘀嗒”声，那是雨水从漏了的屋顶上滴下来的声音。
“唉，这鬼天气!”我一边咒骂着，一边用手驱赶飞到我身边的蚊子。我们也够倒霉的了，夏令营到唠山，就碰上这讨厌的雨天!我揉了才柔磕睡的眼睛，瞅瞅用旧桌椅拼成的“木床”，不由得想起了家里那舒服的床铺，软软的，多舒坦!唉，在家里就是比在外边好啊!我又瞅了瞅那昏黑的屋顶，雨水还在不紧不慢、有节奏地滴着，有几滴竟滴到我的脸上。
嗬，还凉丝丝的呢。我叹了口气，只好闭上眼，不去理会这恼人的雨天。
“吧唧吧唧”的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这么大的雨谁还往外跑呢?一会儿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了。昏暗的烛光中，我们看到了像个水人似的王老师。她披着雨衣，手里拿着电筒，裤管向上挽着，裤子和腿上都是泥，脸上湿流流的，雨水正沿着脸颊往下淌着。她在门口跺跺脚，笑着问我们:“漏雨了吗?在哪?”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手电筒的光环立刻转向墙角，停在屋顶的漏雨处。“是这儿吗?好，咱们想办法。”老师那手电筒的圆脑袋忽又转向我的床上，“哎，都湿了这么一大片了，移移床吧!”我才发觉我的毛巾被已经湿了，便使劲拧起来。“一会儿把我的送来。”老师说。“不用了，我们俩合用一条吧!”隔铺的盛艳抢着说。正说着，大家七手八脚地帮我搬东西了。王老师弓着腰搬这搬那，累得直喘粗气，额头上闪着晶亮的汗珠。最后她用手拽平了被单。说:“我走了.你们也该睡觉了。”老师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轻轻对我们说:“嗅，门栓就别顶上了，开着门凉快些。
一会儿我还要来。”她那爱抚的目光好像在说:“有我呢，你们就放心地睡吧!”老师走了，留下的，只有一串串伴着“沙沙”雨声远去的脚步 声……
望着老师渐渐模糊的身影，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霎时间，我觉得空气变得凉爽了，就连“滴嗒滴嗒”的漏雨声也好听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