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又一次深情地回忆起50多年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学习时的难忘岁月，回忆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是1949年初，解放战争将取得全国胜利，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在中共北平、天津两市委的大力支持下，由第四野战军组建的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其任务是将近万名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学生培训为地方和军队的新干部，以适应在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后，开展新区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
南下工作团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平津地区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纷纷要求报名参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3月16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和北平市第2中学第一批参军的同学们一起跨进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的大门，被编人一分团三大队九中队，从此开始了革命战士的生活。
南下工作团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诞生的，又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的。那时党中央刚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来到北平。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对南下工作团这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则倾注了无限的关怀，洒下了一片心血。
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南下工作团的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天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表达了党对知识青年的热切期望，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航程，给了团员们以极大的鼓舞。
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于5月16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所作的《革命青年的修养和目前形势》的报告，是学员们受教育最深刻的报告之一。他首先向大家说明，今天你们参加了革命，这是很光荣的。但是革命是不容易的，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接着他以五四运动以来，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亲切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28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热切希望我们自觉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希望我们辩证地认识“新”与“旧”的观念，永远站在新生事物一边，与腐朽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还要牢固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国际主义观点。周副主席的报告，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朱总司令那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7月15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他冒着酷暑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为我们南下送行。接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称赞数以万计的南下工作团团员是百万雄师下江南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这样多的青年知识分子随军南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你们都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北平的青年学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首先从北平发动起来的。他勉励大家要继承光荣传统，把革命进行到底，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总司令还叮嘱大家，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努力学习，改造自己，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加强组织纪律性，服从分配，不讲价钱。他要求我们要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接收工作以及一切必须的工作。总司令的教导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南下的信心与勇气。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80周岁了!我是一直受党培养与党行而未人党的老民主人士，由衷歌颂党的光辉80年!
我家三代百年来一直追求共产主义思想。19世纪末，我祖父作为清末留学生赴欧攻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受尽洋人歧视欺凌，愤而回国，去世前谆谆教导儿子—我的父亲要振兴中华。而父亲正值英年就遇日寇侵华被敌所害，弥留时把祖父的期望重托在我这12岁小孩身上，勿忘兴国!
父亲死后家里太穷，我被送去香港的远房伯父做养子，伯父是基督徒，送我读浸会书院。当时达德学院的温教授是伯父老友，劝伯父让我转学达德学院。伯父不从，温教授就带我去达德学院听课，后来参加了进步学生联合会(地下学联)，这是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开始。1948年，我以优秀成绩在浸会书院毕业，由教会保送留美攻读哈佛MBA(管理工程)。当时，地下学联领导说:学好本领，祖国一解放就回国参加建设。
1949年末全国解放，我为实践对党诺言，还未拿到学位就起程回国了!回到广州后，由于当时国内实行苏式计划经济，把MBA当成资本主义，我学无所用，申请人党也未批准。但党没有抛弃我，陶铸同志亲自接见我.送我进华南联大工学院(即现华南理工大学)再读建筑管理专业。毕业后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到他创建的广州暨南大学筹委会任建校设计组长。1960年调中山大学负责尖端实验室设计和讲课。我悉心研究以国产器材建成尖端实验室，受到嘉奖。然而“文革”造反派却指我是“白专”而揪斗殴伤。当时同遭诬毁的校长许崇清、李嘉人同志来看我，鼓励我要相信党，诬毁是暂时的。因我此前曾再次申请人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许校长介绍我参加民进，说民主党派一样与党共同前进，从此我成为民进成员。
恶梦醒来，拨乱反正了!邓小平同志倡导市场经济。我把养伤期间所写的系列中国MBA论文寄出，受中央选拔赴京宣读受奖。回来被选任广东省管理工程(MBA)科学研究所长，研究普及MBA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著作、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深感到MBA是哈佛创设的现代市场流通科技，它在二战后促进美国市场繁荣、实现经济起飞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更代表全民利益。MBA是先进的流通科技，也是先进文化，有了它才能使生产力充分发挥先进作用，就是符合振兴中华的全民利益。因此，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留美老MBA，有责任为在我国实现这一理论而努力。而哈佛MBA是按西方市场而设计的，与中国情况不完全切合，有必要把它中国化和普及化，才能为我所用!不久，主管科教的副省长王屏山同志任我为广东科技函授学校校长兼教授，向农村普及科技，我就试办MBA商科，把中国化通俗化的哈佛MBA课程向中等程度的农民普及，大受欢迎。以后不少学生办乡镇企业取得成果，有些成为优秀企业家。
1996年我因办扶贫教育被选为“优秀广州老年人”，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接见。谢非同志鼓励我再接再厉，为办扶贫教育培养国家急需人才而努力，我就团结一些老教授筹办扶贫大学，省高教厅在赞誉之余列人民办高校之列，由于资金等原因，至今未能招生开课。
面临WTO，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严重不够，正如党报指出:“面对拥有丰富国际商战知识和经验，熟谙国际经营管理方法的国外高素质经营者，无疑会遭到具有冲击力的挑战。”所以，培养掌握MBA的人才当前至关重要!固然，我国也开始引进MBA，但各大学为收高学费都继承国外模式把MBA高档化和深奥化，要研究生才能学，贫困学子更望17难人，这就大大限制了MBA的发展普及。据调查统计:我国目前就需要35万个懂MBA的人才，而现有不过三千人，在学也仅万名。其实MBA是复合科技且社会性强，并不深奥，更不神秘，完全可以用科普方法把广大贫困学子培养成才。
我的呼吁文章在《羊城晚报》等大报陆续发表，受到全社会支持。现羊城晚报领导已表示愿大力促成;科协主席钟南山院士审阅我写的《中国MBA科普教材》答应亲写导言推荐出版。
我一生按祖父遗志紧跟党的领导，虽濒死而无悔。今虽退休多年，我仍尽力按照党的指示:为扶贫教育、为振兴中华、为关心下一代而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