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每次吃火锅或吃面条时都喜欢蘸一点酱，增加食物的鲜香。我想，这么一点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东北大酱吧！
“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酱。”东北人特别喜欢大酱。大酱是传统手工艺，源自满族，是东北人民勤劳智慧，世代探索的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酱的制作过程吧。它的制作过程很复杂，首先，要仔细挑选出优质的黄豆，不然做出来的大酱不好吃，挑选出来后要把黄豆蒸熟，怎么分辨蒸黄豆需要多大火？当火大时，黄豆的颜色就会深，火小时，黄豆的颜色就会浅，把黄豆蒸煮到软烂后，就要捣烂黄豆，把软烂的黄豆碾碎并堆成25×15×8cm的酱块，并且要不断摔打，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堆成了四四方方的酱块后，把酱块用纸包住，挂在屋顶发酵三到四周。发酵完成后，酱块会有点臭，所以把酱块拿下来，去掉纸后，要用流水的冲击洗刷掉酱块表面的毛毛，再敲碎酱块晒干，晒干后放入罐内，加盐和水烧开融化，去掉脏沫沫，然后加水浸泡，再用做豆腐用的棉布，包好，捆住。用酱杵自上而下，从外而内画圆捣酱，每天2次，每次不低于200下，发酵一个月后就可以食用了。
大酱非常有营养价值。大豆变成大酱，由于酶的作用，豆中更多的磷、钙、铁等元素被释放出来，它比大豆更容易被人们吸收。酱香四溢的大酱世世代代滋养着东北人民，滋养着这一方的文化和土地。
现在，酱香四溢的东北大酱，也随着物流进到了各国大大小小的超市，让更多的国人品尝到了正宗东北大酱的味道。
在辽阔的塞北大地上镶嵌着一颗璀璨明珠，被誉为龙的故乡，也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这就是我的家乡－赤峰。赤峰，因城区东北部的红色山峰而得名。它坐落东北，没有风光旖旎 ，没有江南的春风，没有北上广的繁华，却满是人间烟火气，是生我养我，我热恋的地方。
赤峰有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有绿草青青、牛羊遍地的乌兰布统大草原；有群山环绕、怪石嶙峋的阿斯哈图石林；有黄沙漫地、热情奔放的玉龙沙湖；有魅力十足、老少共游的蒙古王城；有绿树荫荫、小溪潺潺的道须沟风景区；有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美林谷风景区等等。如果您来赤峰旅游，必须来一趟蕴含丰富历史文化的赤峰博物馆，馆里的新石器时代、北方青铜文化、辽金时期及蒙元时期的几次文化高峰，绝对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
赤峰的美食数不胜数，烤全羊、涮羊肉、牛肉干、对夹、黄米粘豆包、煎血肠、蒙古果子，最后，再吃一口外酥多层的吊炉烧饼，喝一口酱香浓郁的宁城老窖，一定会让你赞不绝口，垂涎欲滴。当夜晚的霓虹灯亮起，大街小巷的餐馆都是宾客爆满，络绎不绝。三五好友推杯换盏，聊聊家常理短。可见赤峰的饮食文化多么丰富诱人。
这就是我的美丽家乡－赤峰！
我去过不少好玩的风景区，但我最喜欢的是北大里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那样美丽。湖水清澈见底，里面的金鱼欢快地游着。柳树姑娘也垂放着自己那美丽的长发，在湖岸旁边嬉戏边梳洗着。这一幕不禁让我想起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诗里的画面不就在我眼前吗？有了未名湖，北大变得更生机勃勃了。
未名湖上有一群鸳鸯在戏水，还有翻尾石鱼和它们做伴。翻尾石鱼可是一件国宝呢，据说，它是圆明园的遗物，在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劫掠时，被变卖。1930年，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毕业学生，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从此翻尾石鱼在未名湖安了家。这使未名湖更添了一抹历史色彩。
未名湖边布满了各种盛开的花朵：白的，像扑着粉、落了霜；红的，像披着霞、染了丹；绿的，像裹着玉，抹了油……形状也各不同：有的吹起紫色的小喇叭，有的撑开蓝色的小伞，有的戴上粉嫩的花冠……它们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引来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招来了嗡嗡欢唱的蜜蜂，把未名湖点缀得更加灵动欢快。
未名湖畔花草点缀，群树簇拥，枝头上鸟儿们成群结对，时儿跳跃，时儿振翅，它们欢快的鸣叫着，那声音清脆、优美，奏成了一曲欢快的鸟儿之歌。
在未名湖身后则是端庄秀丽的博雅塔。倒映在湖里的博雅塔，随风波动，如梦如幻，未名湖竟如仙境般飘逸，美轮美奂。无论从哪个角度拍照，都能拍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风景画。
未名湖是那样美丽，我喜欢未名湖！
所有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学校，我妈妈也不例外。这不又要带我去昌乐北大看一看，正好暑假学习班组织去研学，妈妈就麻利的给我报上了名。
在去的路上，我的小脑瓜里不时蹦出来几个问题:“昌乐北大就是人们口口声声中的北大吗？”“它什么样呢！”“住的远的同学如何在那生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几个问题。
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大门，一眼望去，这门口精致、美观，一看就知道里面都是些精英人士，我们跟着学校老师进去大门，在眼前出现了一栋又高又宽的大楼，老师说它是行政楼，是建造时，第一个建起来的楼。再进入行知楼时，老师在前面呱呱讲，而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因为我被行知楼那课程的丰富所吸引了，有直播间、舞堂、练习室和各种画室，如水粉画室、国画室、动漫室。“接小航！”好吧妈妈又在叫我了，我又掉队了！哎，走吧。
接着我们来到了室内操场，这里又宽又大，下雨时，同学们喜欢的体育课也不用停课了。
我们又参观了图书馆等地，参观完老师将不同年级的孩子带到不同的教室，先在那里进行各科考试。来决定谁能适合这个学校的学习，谁不适合，我们这群小孩都蒙了，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是参观吗，干嘛考试啊？”我在心里嘀咕。不一会儿，试卷和笔就发下来了。我们拔开笔盖，教室里立刻安静的只能听见喘气声和写字的沙沙声。
考完试，就进了学校食堂吃饭，吃饱了饭，照完相，我们就返程了。
在这里，我得到了车上思考的那几个问题的答案。等待着成绩的出炉，没过几天，学校里打来电话说我被录取了，而且据我所知，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我被录取了！刚扣了电话，屋里就传出来喜悦的笑声……
8月12日，我有幸参观了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让我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吧。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是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原名“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个著名的“一塔湖图”，“一塔”就是博雅塔，“湖”就是未名湖，“图”就是北大图书馆。你们知不知道未名湖名字的来历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湖太多了：西湖、鄱阳湖、太湖……但要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就太难了，取名字的人想了好多名字都觉得配不上这美丽的湖，所以干脆就叫未名湖。
现在，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吧！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占地面积6000余亩，位于皇家园林清华园。清华大学除了有荷塘月色、情人坡等胜景，还有一块刻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石头。漫步在清华大学的林荫道上，感受高等学府带来的独特魅力。沿着路边欣赏美景，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清华学堂、荷塘月色、工字厅、日晷、大礼堂、体育馆、校训碑、同方部。
在一个阴凉处，我们上起了“我的大学”第一课：清华北大不是梦。一名以716分考进清华大学的大哥哥，当上了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如果要考清华北大，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科学安排时间，制定一份合理、操作性强的时间表，并严格执行，同时还要摧毁三个“M”的习惯——明天再说、慢慢来、马马虎虎；二要学会利用琐碎时间——放学晚走5分钟，既避开了人流高峰，又可以多做好几道题，把英语单词做成小卡片，见缝插针地记单词等；三要学会休息，让左右脑交替工作，课间休息时不要坐在座位上不动，可以到走廊走走，放松心情；四要学会拟定学习计划，而且要注意计划长短，种类要细分，目标要明确，计划要中短结合；五要……讲完后，他看我们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便严肃地告诉我们：如果想拥有好的生活，就要上好的大学！因为好的大学会让你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这样才能有好的生活。大哥哥的话实在、坦诚，让我们哑口无言若有所思……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勤奋努力，劳逸结合，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拥有美好的生活。清华北大不是梦，光梦不做一场空！
活着是为了遇见美好。
月光朦胧的北大，星光闪耀的清华。是我们莘莘学子向往的一方净土。为了追求目的，我们必须披荆斩棘奋战题海，屹立于高山仰望，北大是人文浪漫的圣殿，清华是严谨理性的城堡。多像黑夜中一钩镰刀的残月，多像暗夜里斑驳的点点星火。雨果说“第一种饥饿就是无知”。他又说“被黑暗的错误遮掩着的另一面是真理”。几千年来人们对于真理有着孜孜不倦的探索，即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站得高看得远那便是千年渴望。真理是促使这一切的有力规矩。智慧、这茫然宇宙中最恐怖的东西，支配着万物的心灵，与真理结合，成为人类最恐怖的结晶——灵魂。
有一个小男孩，相貌丑陋，说话口吃，因为疾病导致局部麻痹，嘴角畸形，讲话时，嘴巴总是歪向一边，还有一只耳朵失聪。他为了矫正自己的口吃，模仿古代一位有名的演讲家，嘴里含着小石子说话，看着嘴巴和舌头被石子磨烂的儿子，母亲心疼的抱着他，流着泪说“不要练了，妈妈一辈子陪着你。”懂事的他帮妈妈擦擦眼泪，说“妈妈，书上说，每一只漂亮的蝴蝶，都是自己冲破束缚它的茧之后才变成的，我也要做一只美丽的蝴蝶。”后来，他能正常说话了，因为勤奋和善良，中学毕业时，他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获得了良好的人缘。
虽然只是一则故事，但其中也令人深思，对于这件事，试想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会抑郁寡欢，不与人交谈，不愿面对，渐渐孤僻，渐渐颓废消极，而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便是向上文所述，透过勤奋的练习与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破茧而出，成为了美丽的蝴蝶。他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他有良好的心态加上健康的灵魂还有向上的精神，他成为了美丽的蝴蝶，因为他还有两只翅膀，一只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的目标，另一只是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坚持，当这两只翅膀同时煽动时，他翱翔了！——这一切是美好心态的作用。
缺陷的人如此，更何况健康的你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双翅膀，当一个人的目标定的太高，自己的能力又不足以去实现目标，一旦翅膀失衡，那两只翅膀将成为负担。
人生的翱翔之旅往往是最艰苦难行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凭着一股冲劲，雄心万丈，希望无穷，然而，经过长途跋涉，筋疲力竭，信心开始动摇，意志逐渐松懈，以至前功尽弃！就如那个男孩一样，如果他的母亲当时劝他不要再练习时，而他若答应了，那么他也不可能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但他没有放弃。也许他一直怀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一直保持着健康的心态，如果当时因痛苦而动摇心态，那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件事，值得所有正面临困难的人深思。
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灵魂＋向上的精神＋坚持的信念＝成功。这个是人生的公式，但必须能完全正确地理解与感悟。现在的我也是一位正面临困难的人儿，我也在深思这道人生的公式。
好久没有回北大了，好久没有去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了，对于生长在北大十多年的我来说，此时的兴奋与好奇早已替代了刚才那略带歉疚与自责的心情，它，使我又一次回到那熟悉的北大，熟悉的校园。 记忆中的北大，永远拥有湛蓝的天空，永远拥有青青的草坪，永远拥有随风荡漾的未名湖水。总有抱着书本出人图书馆的那些匆匆的身影，总有篮球场上一个个精彩的3分，总有练功房里传来的一阵阵歌声……这些，都属于一颗颗年轻跳动的心。 也许，我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北大人。我不曾有过萃萃学子们经过努力后底回“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那种兴奋与激动，没有机会聆听北大博学的导师们慷慨激昂的当堂演说，更没有过为一次作业或一篇论文泡在图书馆里翻阅一天资料的经历。对于北大那种“兼容并包”的民主进步思想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无从体味。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那兴奋与激动，那慷慨激昂，那些辛劳与不易，还有那种深刻与透彻的思想，早已升华为一种精神与气氛，深深融人北大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天空，不断感染着我，滋养着我。 雨后的天空更加清亮可人，把整个校园映得透明且干净。路过“学五”食堂，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已经使对面不远的学生宿舍里开始不安分起来。放眼望去，楼前满是一排排的自行车，拥挤却有序地摆放着。其间狭窄的小道间，不时冲出几个肩挎大书包、手端饭盆的学生，麻利地开了车，左手端饭盆，右手扶车把，腿一迈脚一蹬，朝食堂一路狂奔过去了。
老楼褪掉的油漆已被重新补刷，而刚刚落成的新图书馆才是校园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是献给北大百年华诞最好的礼物。 车子向“静园”飞快地驶去，那里是百年庆典晚会的主会场，宽大的舞台已然搭建完毕，正有人将那口即将鸣响“百年钟声”的意义非凡的大钟缓缓倒挂而起。 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北大。校园不曾改变，是我们的心情有了不同。北大的过去是历史书中刚刚翻过的那一页，厚重而有力量感。但北大的天空永远是新的，这片土地永远充满活力。但愿钟声响起之时，不只是为百年的沧桑画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它更叩响了下个世纪的大门，为北大迎来另一个百年，另一种辉煌，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1951年5月初徐光宪和我从美国来到北京，满怀对新中国的激情和对首都的美好憧憬。唐敖庆教授介绍我们到著名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至今已整四十七年了。 那时北大理学院在沙滩，我们暂住红楼。不久校方让我们去住黄米胡同一小间，实在太小，放不下仅有的几箱书和衣物。好心的张龙翔教授腾出他家后面一两间房来，但他的母亲有点不乐意。光宪一气之下，把那几只箱子搬上一辆三轮车回了红楼。四十年后我们去燕南园看望张教授时，还提起此事，表示歉意。他笑着说:“那时你们年少气盛，见怪不得。”化学系主任孙承愕教授也腾出了他家一大间后房，终于让我们住了进去。不久，曾昭抡和俞大纲教授把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一座精美小院房让给我们住。有了卧室、书房和客厅，十分高兴。大女儿在那里诞生，还可以请个小保姆管理家务。院子不大，住着几家著名学者，如冯至、朱光潜、张景铺、丙沐。庭院中央花坛种着一些花草。清早、傍晚可以和芳邻相逢，谈上几句，很是愉快。在北京有了一个家，也就不再作南归之想了。
这只是一年多点时间里的故事。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留在北大，但要迁居到海淀中关园新建的一大套平房中去。记得那时从动物园往北，马路两边少有人家。田野青青，一派郊区清静风光。中关园刚建起一排排平房，房前小院尚未种花栽树，甚至还没挂上门牌。我一天夜归，竟找不到自己的住宅。不过很快，同事们都搬来，热闹起来了。我家门外和大家一样也筑起一道短篱笆，种起各色花草。其中有一树月季，春天竟开了一百多朵黄红色大花，引得路人驻足观赏。家里有了一个大客厅，邻居的中、小学生常来看电视。一次国际乒乓球大赛，来了许多人，结束后，保姆收拾房间，不觉惊喜地叫起来:“看!今天我们还拣了个男孩!” 原来他蹲在门旁呼呼睡着了。中关园有一条小溪，架一石桥分隔成了沟东、沟西，我家在沟东。溪中芳草、流水，春夏天还能听到蛙声。园内柳树渐成荫，我骑车出北门，经过一段沙石路和一家桃园，便来到新建的化学楼。初夏晚上，我从实验室出来骑车回家，风飘飘吹衣，邻家篱笆架上蔷薇阵阵送香，各家灯火相映，光宪也尚在伏案工作，一切是宁静、安乐。
每逢佳节，我们总要到园里散散步，看看柳梢明月，听听邻家孩子 歌声笑语。冬天大雪纷飞，火树银花。曾有一次，我们带着两 个大女儿在未名湖冰上溜着玩。在来北京前我们曾想过要学会 滑冰，谁知一直很忙，只有这次算是圆了一场冰上的梦。我们 在中关园276号大平房里就这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十多年。 随着国内风云变幻，住房紧缩，我们搬到了中关园69号。 那是有四扇房门通向中间小客厅的一套平房。我曾开玩笑说: “可以在各房间转来转去，像小白耗子似的。”房前也有一块小院地，我们无心种花，姥姥喜欢种花生、向日葵。不多时，我们去江西鲤鱼洲农场，两个大女儿分别下乡，去云南和黑龙江建设兵团，家里只有姥姥管着两个小的。1971年光宪从鲤鱼洲、我从德安相继回校。一进门，最小的女儿横躺在椅上啼哭，我一把将她拉起说:“爸爸妈妈都回来了，不哭了。”
姥姥从厨房迎出来，高兴得流泪。一家得团聚，尤其是大的孩子们轮流回来探亲，更显热闹。但在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房子要一分为二，供两家住。于是我们又搬到中关村25楼二层去住。那里只有前，后两大间，旁边朝南两间，分别有两家好邻居住着。我们只得用上下铺，姥姥睡下铺，床下、桌上都堆满了书，紧凑得很。说好邻居一点不假，他们两家也都有孩子，够挤的，但他们多方照顾我们，十分友好热情，真是难得!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我们要搬到校西门外蔚秀园去。 蔚秀园内也是一片新建楼房，不同于中关园的是蔚秀园设计精巧、秀丽，有水池、有山坡、树木茂盛，环境宜人。我们住在楼下一层，与王竹溪教授家对门。房子比较宽敞，但我家人多，还要用上下铺。屋前种花、屋后种竹，我们打算长住了。1976年两个大女儿先后从云南和黑龙江回来，去工作或上学，一家七口，是我家全盛时期，虽然很挤，其乐融融。
我们有时在小山坡石头上坐坐，有时到邻近的承泽园看牡丹，向南走，到一大荷塘，荷叶田田，清风飘香是个好去处。我去化学楼要骑车横穿校园，从西到东习以为常，因为我们已有一个温馨热闹的家。 1978年学校把我们调整到校内朗润园，四层楼一套宽敞的住房。姥姥住东房，四姐妹住一大间，我们有卧室，书房还留了一大间客厅。姥姥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感慨地说:“现在住上大房间，享享福，可惜我老了，走不下楼去。”朗润园在未名湖北面，有后湖与万泉河相通。后湖一池碧波，一边是几座楼房，一边是小山坡和几间竹篱小舍。垂杨柳围绕在湖旁。小山坡上有亭翼然，掩映在绿树丛中。楼间距离较大，两排高大杨树将它们隔开，树上有时可见鸟窝。楼下各家门前都有小花园。若在早上到湖边一站，空气清新，但见鱼跃湖中，一群群鸽子绕树飞翔。夏日傍晚，若在湖边长椅上小坐，可以看到夕阳余晖将山坡上小亭、绿树倒映在湖水中，轻轻荡漾，煞是迷人。更可喜的，若能遇上一二位名教授，聊上几句，很受教益。中文系陈贻掀教授是研究杜甫诗的专家，我说过要跟他学做诗。
一次他对我们说:“有一外宾来访后，说北大真美，朗润园是Paradise!”我不知道Paradise有多美，只愿在人世间，长住景色如画的朗润园。 人有旦夕祸福，1983年底，我在图书馆摔伤骨折，出院后，行走不便，去化学楼要有人带着。家里姥姥已去世，孩子们多已出国，房子很宽敞。校方照顾又让我们从四楼搬到二楼，出人可以方便一些。当时化学楼已迁到校东门外的新大楼，我买一辆轮椅，偶尔去大楼开会或去实验室就让研究生推着轮椅。所幸我还能慢步上楼，坚持工作到1997年7月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最为难得的是我的老伴，他工作很忙，但他常常自告奋勇，推着轮椅，让我到园内各处看看。季羡林教授在他楼前的湖中投下一些莲种，现在已长成一大片荷叶。当荷花盛开时我们就去湖边欣赏一番。季老带着他的两眼不同颜色的波斯猫总来和我们谈几句他种荷的得意杰作。中秋夜我们不在楼前，便到未名湖边去赏月。
去年未名湖新整理，格外清明，湖光塔影，使人留连忘返。国庆夜晚，我们又去湖边。湖面上还浮动着十几只小灯船看!我们认为在校园内胜似去圆明园，人不多也不少，想回家，一下就到家了。 高刁、霞，1919年7月生，浙江萧山人。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后到北大任教至今。 1944年毕业于上 1951年获美国纽约大学硕士学位，回国 rv}9}}大任教至今。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等。
在迎接北大百年诞辰到来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诗人，用深沉激情的诗句谱写一首“我与北大”的长诗。可惜我不会写诗，只能用平淡的语言，追忆难忘的事，记录走过的路，但愿也能从中透射出我对北大的深情和心愿。一、与北大有密切联系的家庭 1932年7月我出生在北平，我的家在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近旁，北河沿42号。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前辈和我的家庭就同北大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外祖父顾栋臣(字恒斋，号枚良，1869一一1913)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和法政学堂担任过国文教习和算学教习。我的伯父孙百璋、父亲孙百英都是京师译学馆的学生。父亲十四岁考人译学馆，主习俄文五年，是 1909年京师译学馆的甲级毕业生，还是九名优等生之一，排在第三名。
他继而考取京师分科大学政法科，攻读法律，191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门。 外公只有两个女儿，顾淑礼和顾淑型。在他的学生中，他很喜欢我的父亲，认为他聪颖好学、英俊有为。在外公的促成下，父亲孙百英与母亲顾淑礼于1913年在北平结婚。 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外公主持留美学生考试，他也是数学卷的判卷人。1911年，召考第三批留美学生时，只有十四岁的长沙明德中学初中毕业生陈翰笙闻讯赴京赶考，国文考试顺利通过，数学、英文却不及格，他向考试主持人顾枚良先生怎么求情也毫不济事，只得落榜回家。不料，十年之后，他与我的姨母顾淑型在美国西雅图结婚，可惜这时外公早已仙逝。 1924年春，姨父陈翰笙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历史系教授，开设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还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 姨父在北大任教期间，姨父母就住在我们家里。姨父曾请一位北大的女学生张抱兰到我家作家庭教师，每天晚上来两个小时，辅导我的姐姐们做功课，读课外书。
张老师思想进步，和蔼可亲，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可是不久她突然被捕了，并于 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我们全家极其悲痛，母亲曾协助张老师家属去刑场收尸和料理后事。同年，我们的表姨父、北大教育系系主任和教授高仁山，也被军阀逮捕，并于1928年初被杀害，母亲也亲赴刑场，并帮助陶曾谷阿姨办理后事。后来曾谷阿姨与北大教育系教授、以后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结婚了。 张老师牺牲以后，北大中文系学生孙荆楚来我家作家庭教师，他是母亲和姨父母的无锡同乡，他给我姐姐讲解过《左传》和《孟子》，她们至今印象深刻。孙老师常与表舅高昌运在我家相遇，高舅舅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非常健谈，谈家常，谈北大，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孙高两位北大学生常因观点相异而激烈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那时在我们家里，不但洋溢着自由争论的热烈气氛，也体现出“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我在北大读书五年有半，离开也已两年多了。每每想到、说到、写到北大，脑子里会闪现种种北大校景，或未名湖，或图书馆，或“五四”操场，或那挤满双层床的学生宿舍……还有不少次，会在眼前浮现出燕南园东侧高耸的烟囱顶端、用力仰起头来才能望见的那个大喜鹊巢。 晴明的早晨，温暖的黄昏，或是阴沉烦闷的午后，我走过燕南园东侧的雨道，去图书馆、教室、食堂，或从那些地方回宿舍，清亮的、欢快的喜鹊的叫声常常使我驻足，在或晴或阴却永远开阔的天空的背景上，寻找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的踪影，并把视线长久地停留在它们那个高高在上、凌虚御风的鸟巢上。 鹊巢高悬于青砖烟囱的顶端，离地有数十米远吧，从地面上看去，并不显大，实际的容积，可能是很大的。记得小时候我在长安街边看工人们更换街灯灯罩，惊讶地发现，乳白色的球状灯罩从灯柱顶端卸下来，竟如此巨大，每一个大柳条筐里只能装一只。
在夕阳下，看着大群的鸟儿归巢，也可以想象出那鸟巢是多么宽大，多么坚牢。喜鹊们筑巢的时候，恐怕也像人们建造高楼大厦一样，一草一木，逐渐增添，精心构建，才在校园的制高点上，建起了这样宏大的工程吧。 鸟儿是自由的象征。在广阔的大地和无边的天空之间，它们自由地行动，超越了各种地面的障碍，克服了万有引力的拖坠。它们可以选择，或者栖息在地面，或者展翅于高空。它们还为自己修造了匀称稳固的巢穴，为自由的飞翔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庇护所，一个宿营地，一个休息处。它们从这个自造的小天地飞往辽阔的大世界。托扶着鸟儿的是空气，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鸟儿有翅膀，有力量，所以，它们飞着，而不是落下来。 在那样高的地方，风速也一定很高。更何况北京的天气常常变化无常。冬日的狂风，夏天的雷雨，会把楼房的钢窗震撼得嘎嘎作响，像要断裂一样，但那鹊巢，却依然高悬，日复一日，容纳着飞倦了的鸟群，让它们度过一个个安全的夜晚。
这鹊巢已经存在多久了?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它开始存在于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在一颗自己都感觉到木然了的心灵中引起了感触，并造成了迄今仍存的长久印象。也许我可以设法了解它的历史。但是，问同学是不行的。人们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学校也一样。学校是静的，学生是动的，没有学生能提供超出他学习年限的直接经验。可以问的只有教师。然而，就连那么大而永久的未名湖，尚且未知是谁人何时所命名，何况一个鸟窝呢。再说，在大学教师面前问及校园里的一个鹊巢，即使老师不会怪罪，自己也先怕被人理解为幼儿园水准而不想开口了。 其实，我知道，引起触动的并不只是鹊巢本身的特别意味，而是自己的某种特定心态。我是1979年秋进北大的。也还算是所谓“文革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吧，尽管因为某些原因，我进学校比别人晚些。生活的变化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发生的，有的用眼睛就能看到，有的要通过头脑来感受。时光流逝。
尽管远距离的观察和反省的眼光，本应更能使我把握那条变化的轨迹，但我还是知道自己已经淡忘了种种变化中的感受，如同淡忘了在那以前的另一种反方向的变化中的感受一样。然而，这是不应该的。 记得当“知青”的时候，无书可读。我们收人低微，却买得起而且确实买下过当时新华书店里所有可看的书。所谓“可看”，不是指有用的或使人有兴趣的，仅仅就是能一页一页看下去的意思，而那些书实在太少了。我们买了几十个练习本，在煤油灯下，在一块用土坯支起的木板上，把那些翻山越岭借来的书一点一点抄下来……所以，当我走进有上百万册藏书的北大图书馆，真有出洞穴而见天日之感。捏着发给我的五张借书卡，犹如久困于洪水或战争封锁区里的人拿到了通行证和火车票，纸片虽轻而分量无比。 我当“知青”的地方发生过地震，因为不在震中，倒也没有伤人，然而别的什么却使一个女同学精神失常:为防地震而搬出搬进的时候，她的日记被人拣走，并从中找出了什么“反动言论”。
她被抓进了拘留所。这样的消息使我在日记本、信纸上落笔的时候，自己就充当刀斧手，把思想的植株连枝带叶，尽量砍削删剪，只留下最干巴巴的事务性记录，不要议论，不要评价，不要理想的抒发，也不要情绪的流露。当思考成为有罪的时候，思考的空间封闭了，思考的能力萎缩了。当我坐在北大阅览室里天蓝色的塑料折椅上，望着四周光滑的白墙，光滑的打蜡地板，光滑的塑料贴面书桌，以及自己老茧褪尽的手中那支光滑的钢笔，要应某刊物之约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我的大学生活感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于可以发表感想这一件事产生的感触，远甚于其他。然而，我却得重新学习怎样表达那些原先不须表达的思想，并且担心那些思想由于不表达而已经消散失落，甚至根本就不曾产生。没有空气，再强的翅膀也不能高飞，何况这翅膀本身也因长久不用而软弱退化了呢。
精神方面的自由竟是带着某种心理压力一起来临的。这也许就是被称作“逃避自由”的心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吧。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太奢侈了一点。在超越之前，我们先得起步;我的感受是浅显而直白的。尽管我的父母已经平反，我还是为不再有人查询你的家庭出身并以此决定你的命运感到高兴。尽管我的上级不反对青年人人学深造，我也为不需要经过个人的恩准而经过考试进人大学的方式感到高兴。不会因为你写下了什么而被关押，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被批斗，也许，只有亲历了“文革”十年的人才特别体会到这一种安全感的宝贵。精神的乌云在消散。第二教室楼，是北大教学楼中外表最不起眼、最少装饰、最为简陋的一座，但“二教”那些其大无比却又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和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的阶梯教室，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鲜明的印象。在那里举行的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上，富有想象力的议题，认真诚挚的气氛，大胆求索的热情，都曾经唤起了我如同观看鸟儿在蓝天展翅那样的感觉。
在北大，我经历了最初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当然，并不能说这是北大所给予的。因为在那思想封闭、精神压抑的年代，北大也一样蒙受过耻辱和不幸。然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北大的学术精神，以及那种由一代一代师长和学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学校性格，在70年代末给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的滋养。 人们常常把从前上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母亲生养了我们，学校教育了我们。以母亲比喻学校，在我看来，这种比喻是非常深切而强烈的，以致我生恐这一词语被用滥了而成为缺乏意义的套话。我应当坦率地说，我的精神的胚胎并不是北大所给予的，但是，北大给过我真正重要而宝贵的教益。这些教育内化于我的心灵，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常常想起北大，也想起北大校园里的鹊巢，愿它平安! 1987年10月 王友琴，1952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196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高中。197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