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大娘，六十多岁的年纪本该十分悠闲，可她偏偏是一个闲不住的老太太。我的假期处处有她忙碌的身影 。
早上起床时，奶奶早都出去跑步了，正值天寒地冻风猛刮，空旷的院子里，我无聊的直发慌，过了十几分钟，奶奶总算回来了，她放下衣服就做饭。一手倒油，一手拿锅铲，一边放馒头，一边盛粥。才十几分钟，就听见他高喊 :“吃饭了 ！吃——饭——了！”
吃完饭她就去鸡舍捡鸡蛋 ，添饲料 ，然后又去扫地下的雪，忙的脚打后脑勺，好不容易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可她怎么甘心闲一会儿呢？奶奶又跑进屋子，把桌椅板凳都擦了个闪闪发光 。
她不光手里闲不住，嘴也闲不住 。
她整个下午都在和老太太们唠家常，一会儿说:“菜别放那么多盐”。一会儿又说:“黄瓜这样腌……”我在一边十分无聊，她却像个机关枪一样哒哒哒讲个不停 。
她脚也很勤。
每天晚上她都出去散步，正准备舒舒服服的看会儿电视，奶奶却一把拉住我说:“妞妞，咱们散步去吧。”我就三下两下被拉了出去 。
我的奶奶是一个闲不住的地道农村人 。
指导老师:田娜娜
秋霜凝聚头上，
豆芽扎根在脸庞；
瓦盆是耕耘的田地，
清泉起源于心房。
筐筐装着冒尖的笑容，
白云扯着喜讯飞翔，
山荆扎起的篱笆小院，
在山乡散发淡淡清香。
我的邻居郭大娘，她的丈夫，.女儿都在外地做事，家中事无论大小，全靠她一人张罗。我也常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一天，她来到我家问我:“小斌，你们家有老鼠吗?”我反间她:“莫不是您家闹鼠害”她没说什么，只是把我叫到她家，指着台面上的一块缺了大半的蛋糕说:“你看!”“是您吃剩的吧?”我跟她开玩笑。
大娘满脸愁容地说:“这些老鼠真讨厌，不但偷吃了东西，咬破了碗柜，还到处拉屎。你瞧，地上那一粒一粒的粪便!”我顺着老鼠屎粒跟踪观察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说:“大娘，我帮您把这些老鼠送上西天。”我到街市那档“湖南老鼠药谷”，花了五角钱买了一包药，把糕点和药谷和好，把这顿“最后的晚餐”安放在大娘家老鼠出没的几个地方。
为了一网打尽，我在鼠洞外横装上一个网儿，捕捉最狡猾的老鼠。晚上，郭大娘进了卧室亮了灯，关上房门。我把厅的灯关上，静静守在鼠洞不远的角落。借着卧室透出的微暗光线，我监视着鼠洞的动静。过了半个多小时，鼠洞仿佛有一阵骚动声，我刚提起精神，看见几只老鼠窜了出来，“吱吱吱”的品尝着那几份.“最后的晚餐”…，’’忽然，一只大老鼠从洞里探出脑袋，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刚出洞口又停下来。
“多狡猾的家伙，不能让它跑掉!”我用力把横装的竹竿一推，“啪”的一声，网儿机关把大老鼠压在墙边。把它“迫”进网里。其它的老鼠见大势不好，四散逃窜。第二天，我们把抓住的大老鼠处决了，而吃了“最后的晚餐”的老鼠，也逃不过死亡的厄运。此后，郭大娘不再为“鼠患”犯愁了。我为大娘做了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心里乐滋滋的。雷锋叔叔助人为乐，从不计较报酬，我跟雷锋叔叔比还差得远呢!
灶间传来一阵锅勺碰撞声，过后，大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我的心头一阵滚热，嗓子眼顿时象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夭娘啊大娘，雨夜相扰，蒙你盛情接待，已使我心中不安，我怎好意思再……。
大娘看出了我踌躇不安的样子，热情地招呼着说:“别愣着了，折腾了这半天，肚子也早该饿了。匆忙间也没什么东西好煮，这蛋是自家母鸡下的。来，快赶热吃了吧。”她说着就把我往桌子跟前拉。一不小心，我的伤口碰到桌脚。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不由自主地呻吟出来。大娘一愣，连忙松了手:
“看我这老糊涂的，这一忙乎就差点把你的腿伤给忘了，快看看怎么样了?”
腿伤得很严重，刚刚擦洗千净的伤口，此刻又是血淋淋的一片。我和大娘默默相对，束手无策。伤口这么严重，如不及时上药，准要感染化脓。可是，在这医疗条件极差的山村里，哪来现成的药品?大娘焦心地看着我那还在流血的伤口，几次倾听着外面的风雨声，终于，她不放心地对我说道:
“只好这样了，我到大队医疗室取点药来，你在家好好等着。”
“不，大娘，你别去。”门外是这么大的风雨呀!大娘并不理会我急急的劝阻，抄起墙角的一件蓑衣，点着风灯，随即隐入了门外那风雨交织的夜幕中。
她的脚步声一会儿就溶合在风和雨的呼啸声中，我分辨不清。可我的心分明感受到风雨抽打在大娘身上时的颇抖，感触到大娘跋涉在泥泞山道上的艰难步子，我的心不禁一阵阵抽紧了。在焦虑和不安之中，我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终于，大娘带着满身雨水、满腿泥浆，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进门，她就疲乏地靠在墙上喘着祖气，手上的风灯也打破了。我连忙上前一把将她扶住。连声问道.“大娘，您怎么啦?”
“没有什么，路不好走，回来时滑了一跤。”她有点惋借地看看那摔破的风灯，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我从她那极度的疲惫中，完全想象得出这一路上的艰辛。深切的感激和强烈的不安在我的心中交织翻滚，我情不自禁地扑到她的怀里，硬咽着喊了声:‘.大娘!”眼泪便刷地流了下来。
大娘抚摸着我的脑袋，深情地说道:“傻孩子，别这样，谁都有个难挨的时候。在家靠父母，出门大家帮嘛。到了大娘家里，就别再见外了。”她用手掌轻轻抹去我脸上的泪水，从贴身掏出药膏纱布:’“时间不早了，敷了药早点歇下，明天还要赶路哩。”
初一大清早，我手捧年画和果品，去给五保户李大娘拜年。这时候，我心里嘀咕寿:李大娘无儿无女，孤身一人，该是多么寂寞啊!想到这里，便加决了脚步。可当我喘着粗气赶到她家时，王二叔带着孙子阿毛，张大嫂领着女儿娟娟早已来了。只见他们正坐在大斤里，和李大娘谈笑哩!待我跨入门槛，向大娘拜年时，她老人家转过脸来，展开双臂，笑容满面迎出来，说:“好，都好啊!”说完，紧杜着我到桌边催我趁热吃点心，并指着满桌的果品说:“这是昨天杨金妹送来的年糕，这是阿毛送来的橘子、饼干，这是娟娟送来的粽子和鸡汁面……”说话间，门外“僻里啪啦”的鞭炮声又响起来了。我跑出去一看，啊，可热闹啦!只见团支书周大新领着一大群人也来了。鞭炮声一过，人们便拥到大娘身边，不住地请安、问候，那动人的拜年情景就甭提了。你看，人们送来的礼物竟装满了一箩筐哩!
新年到了，报春的腊梅花儿开了。一朵朵花儿又红又大，好看极了。
一群少先队员蔽着锣，打着鼓，扭着秧歌，兴高采烈地来给科学家丁爷爷拜年。丁爷爷连忙出来迎接。队员们齐声喊:“丁爷爷，新年好!”丁爷爷身材高大，穿着大棉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慈祥地微笑着。他高兴地说:“小朋友，新年好!”大家把丁爷爷围住了。小红捧着一束盛开的腊梅花，送到丁爷爷胸前，深情地说:“敬爱的丁爷爷，我代表少先队员给您从花，祝您新年愉快!我们一定要向您学习，长大为建设祖国贡缺力量!”话音刚落，就响起了“咚咚呕”，“咚咚呕”的锣鼓声和热烈的掌声。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被一阵阵“过新年了，大家快去拜年唤!”的叫声惊醒了。我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群穿着漂亮衣服的小朋友，个个拿着搜香、鞭炮和食品袋，准备去拜年。我马上穿好衣服，急忙拿起一个食品袋，跟在他们的后面，一家一户地去拜年。每到一家门口，我们都先燃放一颖爆竹，然后大家齐声喊:“阿公阿婆、大伯大娘新年好!”大人们都高兴地送给我们每人一些瓜子、水果和糖等好吃的食品，祝愿我们快长大。才拜过十几家，我们的食品袋就已经装不下了，可还有几十户人家等着我们去拜年呢。
屋外公鸡唱，
窗纸抹白光，
大娘睡醒睁眼看，
桌上灯还亮。
老伴救花镜，
烟锅咝咝响，
双手捧着新报纸，
看了一行又一行。
大娘欠身夺报纸，
嘴里直嘟嚷:
“人过半百还不服，
点灯熬神逞啥强?!”
“老婆子，
你不知啥事瞎嚷嚷，
《决议》说咱心里话
看上瘾来谁能放！”
‘噢，老东西，
这样的大事把俺忘?！
快，大声念，
让俺也来听端详。”
槐树撑伞阴凉多，
大娘婶子树下坐，
借着晌午一丝空，
凑着热闹把鞋做。
二婶拿起二叔的鞋，
两腮笑出酒窝窝，
“上月初，新穿上，
又叫火石把底硌。
“村长叫他开料石，
三梭石头刺破脚，
穿鞋好象用嘴啃，
一双新鞋穿一月。”
三婶一旁接话茬:
“不疼鞋，疼二哥，
火石略在他脚下，
井得你心尖打哆嗦。”
三叔悄悄凑上前，
贴若耳朵把话说:
“不疼二哥不疼鞋，
人前夸他能干活。”
二婶听了心里乐，
堆底排满密巴脚，
甩开膀子拉麻线，
嗤啦嗤啦唱新歌。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她的大娘写的一篇悼念性文章。作者在文中很真实，且毫无隐瞒地说明了她对大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说: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更没有爱过她，甚至没有同情过她。但作者的文章，却写得情真意切，读之让人动容。
作者虽然没有爱过“大娘”这个人，但作者却爱每一个平凡的生命，她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生的权利，和获得幸福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劳动的权利。而文中的“大娘”却失去了一切权利。想为自己找个老伴，遭到亲生儿子的羞辱，想捡破烂打发时光，又遭到儿媳妇的辱骂。她每天只能坐在临街的一块石头上，张望过路的行人。可见这个老人生活得多么寂寞，多么孤独，多么屈辱。
作者正是因为这个，而为死者感到不平。所以作者说:“尽管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她……但我却抑制不住地哭了。”
作者哭的不是这个人的死亡，而是这个生命的艰难。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妇女呀，寡居多年，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儿子，老来却受制于儿子。这又是多么痛苦的一个生命呀。
作者站在平凡生命的意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使一件普通的事，改变了其普通的性质，具有了典型意义。
文章的角度独特，情感丰富，哀而不伤，只为表达自己生命的理解，读来令人感伤，却不使人泪流满面，很有节制。
我忘不了荒坡上那座破陋的石屋，
我忘不了那石屋里孤苦的大娘!
我们青年点有块地在北坡上。下乡第一天我就去看石屋，也认识了石屋的主人—大娘。
那一天，我老想着孤苦的大娘。
下山了，我象个孩子似的跟在老队长后边。走到地头，我问:“她吃粮怎么办?”“生产队给送。”
走到树林边，我问:“烧柴呢?”“谁碰上谁给砍点，碰不上就自己捡点。”
走到小河中间，踏着河卵石摆成的桥我又问:“吃水呢?”“自己拿小瓦罐到山下拎。我舔舔嘴唇，多亏刚才没喝她的水。”
忽然我又想起:“她一个人住在山上，晚上-不害怕吗?”这回是一个老知青回答我:“她坑上有个洞，住着条碗口粗的大蛇，晚上盘在坑上给她做伴。”“骗人!”“不信你打听打听，谁敢进老太太的屋?”“你见过?”“没有，我给老太太送柴，只进过外屋。有一回她从墙角大缸里掏出几个梨，我们三个人都吃了。回来走到半路开始头昏恶心，一个吐到小河里，一个吐到村口，我身体最棒，睡到半夜也起来吐了一气。”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害怕了，仿佛看见了山精树怪，从此再敢靠近石屋。
可我们有地在那山上。那年冬天我常常闹病，正赶上“男女老少修梯田”，也不敢请假。有一天发高烧，一下子晕倒在北坡上。我也不知怎么就躺到了大娘的炕上。我想跑可跑不动，外面漆黑的，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吹入耳鼓:“醒了?可好了，可怜的姑娘。”也许是昏黄的油 灯下那头晃动的白发增加了我的安全感，也许是我身子太虚弱了，反正一惊一吓，我又睡去了。
一连几天我躺在石屋里。烧一退时，我就用眼睛小心地搜索着炕上，那个洞黑黑的，真有碗口大小。那条蛇呢?会不会出来?
感冒好了，我的中耳炎又犯了。流脓淌水，头昏脑胀。大娘常常折一根条帚苗，缠上棉花替我掏耳朵，蘸脓，我难受得不耐烦时，头就扭动起来，一下子，条帚苗不知戳到了哪，疼得我直流眼泪。大娘慌忙抱住我，浑身颇抖着，“不疼、不疼，疼了该想家了。”仿佛不是我在任性，而是她做错了事。一刹那，我的心融化了，偎在大娘的怀里，把她粗糙的，带着泥巴野莱味的手贴在我的脸上，一种比小时候依赖姥姥更深切更亲呢的感情在胸中生起。
我的耳朵渐渐好起来。有一天，我非要给大娘掏掏耳朵。大娘用一种任凭淘气孩子摆布的神情望着我。可拿什么掏呢?发夹?我的头发早已剪得象男孩子一样短，火柴棍?大娘只在灶坑里保留火种，从来没见过火柴，条帚苗又太细了，于是我想起了掏耳勺。“大娘，你有掏耳勺吗?就是象替子一样，一头是圆圈的小勺，掏起耳朵来可得劲了。”我连比划带说，“大娘，您等着，等我回城给您买一个来。”大娘张着嘴，神往地笑着，仿佛我要带给她一件名贵罕见的宝贝。
我生病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到石屋来看过我
我生病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到石屋来看过我两次，给我送点药。他告诉我，老太太有儿有女，都远远的在外地工作。可她为什么不跟儿女们在一起?我始终没敢问，就象没敢问炕上的洞是否有蛇一样。
后来，我上了大学。再也没有回去。突然有一天，教学楼的高台阶上蹲了个卖耳勺的老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乡思。我慌忙把各种质地的都买了一个:钢的、铁的、竹子的、骨头的—，准备放暑假时回乡下送给大娘，可是，还没到放假，就收到老队长来信说大娘已经去世了。我默默地在校园北角的树下，把那束掏耳勺埋了……不知现在那石屋还在不在，那石屋里还住不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