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
松筠之节
【拼音】
sōng yún zhī jié
【释义】
松与竹材质坚韧，岁寒不凋，因以“松筠之节”比喻坚贞的节操。筠，竹。
【出处】
唐·魏征《隋书·柳庄传》：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中夜自省，实怀惭惧。梁主奕叶重光，委诚朝廷，而今已后，方见松筠之节。君还本国，幸申孤此意于梁主也。
解释：如今君主尚且年幼，时局艰难，我承蒙先皇临终托付，每天半夜我都自我反省，内心实在是感到羞愧恐惧。梁主您回到本国，希望把我的想法告诉梁主。
【近义词】
匪石之心 琨玉秋霜 金声玉色 积雪封霜 清风亮节 松柏之志
【反义词】
寡廉鲜耻 俗不可耐 厚颜无耻 崇洋媚外 卑鄙无耻 卑鄙龌龊 奴颜婢膝
【用法】
偏正式作宾语；指人的气节。
【成语故事】
柳庄，字思敬，是河东解地人。柳庄年少就有远大志向，博览书籍，善于言辞。济阳蔡大宝在江左有显赫的名声，当时是岳阳王萧察的参谋，看到柳庄便感叹道：襄阳的的贤士，就是这里了。大宝于是把女儿嫁给他。等到高祖辅政时，萧岿让柳庄入关献书，这时，正是三足鼎立时，高祖害怕萧岿有异心，等到柳庄回来，就对他说我承蒙粱国君主特别的关怀，如今君主年幼，时局艰难，我蒙受先皇临终托付，半夜自我反省，内心实在感到羞愧恐惧。您回到本国，希望把我的想法告诉梁主。于是握着柳庄的手送别。
当时梁的将帅都暗地里请求起兵，和尉迥等人连横，只有萧岿怀疑认为不可以。恰逢柳庄从长安来，详细的说明了高祖的结盟之意，就对萧岿说：昔日袁绍刘表之类，也是一时的英雄豪杰，等到占据了要害的地方，有了像猛虎一样的士兵，但是没有建功立业，反而祸患接连不断，现在尉迥虽是旧将，又混乱糊涂的厉害，何况山东周氏的恩德没有广施，朝廷的文武官员，多为自己打算，以我的预料，尉迥这些人最终要败亡，不如保全自己的土地让百姓得以休养，来看变化。萧岿非常认同，其他的说法议论就停止了。没过多久，尉迥等人接连被杀二轮，萧岿对柳庄说，之前如果按照众人的言论，国家已经灭亡了。
高祖登基，柳庄又入朝，高祖很好的赏赐了他。萧琮继位，升为太府卿，等为晋王在梁纳妃子，柳庄因为这个来回四五次，前后赏赐数千。柳庄熟悉旧的典章，通晓政事，他所批驳纠正的事情，皇帝没有不说好的。
苏威是纳言官，看重柳庄的器量和见识，常给皇帝上奏说：江南人有学识的大多不通世事，熟悉世务的人又没有学识。能两者都有的，就是柳庄<了。高颖也和柳庄交情很好，柳庄与陈茂同朝做官，陈茂不能完全使柳庄顺从自己的意见，他看到朝臣大多认同柳庄，常常认为柳庄轻视自己尚书省曾经上奏有犯罪的人，要按照法律流放，而皇帝却判处他们死刑，柳庄上奏说：臣听说张释之说过，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有的，现在法律是这样的，皇上却改变，加重处罚，这是让法律失去民心啊。现在天下太平，正是向百姓现实信用的时候，希望陛下想一想张释之的话，那就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了。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因为这个违背了皇帝的意思。
不久，管理医馆，给皇帝的药丸不合皇帝的意思，陈茂就秘密上奏书柳庄没有亲自监督，徐登等人在江南造反，柳庄以行军总管长史的身份随军讨伐。平定后就授予他饶州刺史，治理很有好的名望。后几年在官位上死去，年仅 60岁。
【造句举例】
他如愿入仕，谋为百姓之福，淡薄明志，常保松筠之节，亦令人景仰。
陈教授的松筠之节，得到全体师生的钦佩。
现买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台，并不是现实和理想的简单揉合，而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地表现在艺术形象创造的各个方面。“十分典型”和“理想的熔铸”，并不是互相排斥，不能融合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艺术方法特征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可能结合的基础。现实主义越是深刻地充分地分析现实，他就越能够在分析的基础上赋予现实发展以理想的表现，接近于浪漫主义的现实描写，而浪漫全义要描绘它的理想的实际生活应有的形式，如高尔基所说，“帮助激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功，也必须深刻地分析现实，其结果是对生活现象发展的透视越深刻、真实，也就越接近于现实主义地描写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很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能使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达到某种结合的原因。
至于这种结合的基础和程度，那就要决定于作家的世界观的性质了。
从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生活角度来看，《水浒》确实是一本有着很高现实主义成就的作品。构成《水浒》故事情节核心的，是封建社会的尖锐的矛盾—反抗的人民和封建统治者进行战争的矛盾。在《水浒》里，梁山起义军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场景，并不是通过一个特定事件展开的，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展开去，广泛地描绘了宋元以来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的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栩栩如生的性格，也并不完全是农民，这里面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知识分子、流浪江湖的道士，封建官僚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参加了这支起义军。
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欺凌和压迫，是怎样逼得普通人民以至于中等阶级都生活不下去，而只有挺而走险了。并且大多数人物都是首先从它的阶级性格中获得了鲜明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在古典小说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造，达到这样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成就，应该说，《水浒》是一部特别突出的作品。
从《三国演义》和《水浒》的艺术形象来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特征，主要是表现在洋溢着斗争理想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上。传奇性的情节、夸张的艺术描写、幻想的丰富以至于某些神魔色彩的渲染，应该说都是服务于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的创造。
中国人民虽然长期处于封建阶级的残酷绕治下，但是他们的无穷的智慧，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斗争精神，却一直照耀着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透过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表现出它的瑰丽的光彩。这些洋溢着斗争理想充满着无穷智慧的典型性格，既不失其真实的生活性格的丰富特征，而又是经过极大的艺术夸张、参透着深切感人的浪漫精神的结晶品。
象《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的形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人物的真实的性格内容。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过，他终究并不是一个全才的人物，所以陈寿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可是，在《三国演义》里，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却把诸葛亮创造成一个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物。
从《三国演义》和《水浒》看来，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无论是“精神”或者“方法”，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性质，也表现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色。
《三国演义》是一木历史小说，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清代的朴学家章学诚虽然说它是“七实三虚”，但是，它的“虚”，终究又离不开那七分的史实，如高儒的《百川书志》所说,“……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人……陈叙百年，赅括万事。”作为一本历史小说，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仍然是它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小说作者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对历史生活进行真实的描绘，才能使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具有真实的说服力。不过，《三国演义》又终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是“采小说”、“通好尚”而写成的。
这“小说”，如我们上面所说，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艺术中，特别在汉魏以后不断遭受异民族侵略的条件下，“人心思汉”(“汉”成了汉民族的代名词），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好尚，，对三国的故事和人物。进行了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减否评价。尽管这些评价，也混杂着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而由于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在自已所选择的英雄人物身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对他们进行了理想的熔铸，使历史生活具有时代要求的现实内容，提高了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就不能不采取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在艺术描绘上既忠实于基本的史实，又要从原有史实的基础上生发出典型的情节、典型的性格，并赋予它们以深切感人的浪漫精神的特色。
于是，形成了一种假象，仿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就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有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套用这种假象来解释我们的文学发展规律，否认明 代以前有现实主义文学，否认《诗经》有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否认《三国演义》和《水浒》是现实主 义的文学作品，而只承认《金瓶梅》是现实主义作品。以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生硬地划分文学潮流的 演变，其结果自然就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流派的特征，做狭隘的解释，以至于抹煞了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长期发展中的艺术经脸的积累。其实这种解释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时代出现这两种文艺 思潮，固然有其时代、历史的背景，但是，作为两种艺术创作方法，它们并不是资木主义社会的“创 造”，而仍然是文艺形态本身发展的长期积累的成果。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家们，适应着这个时代 、阶级的要求，在创作方法上给以更完整、更独立的发展而已。类似这样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古典小 说的发展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史，虽然有过类似的思潮，如创选社和文学研究 会两个艺术流派，确实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标榜过自己的风格，但其性质又已不同于欧洲的这种文 艺思潮，因而，套用欧洲资本主义文艺发展的社会情况，来解释我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流派， 就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从我国的古典小说的发展情况来看，那就不仅仅是没有过这种思潮的对立 ，而且是在长篇章回小说一出现，就表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水乳交融的鲜明特征。
譬如《三国演义》和《水浒》，我们就很难正确地说出，它们到底是浪漫主义作品还是现实主义 作品。当然.它们这种创作方扶仁的艺术特色，也是有着它们的社会现实的基础的。不过，这个基础却 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内容。尽管它们中间的这种结合的程 度和性质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它们的时代的脉搏，人民精神的鲜明烙印。它们创造了或 部分地概括了富于深刻现实真实性的农民英雄典型，渗透着或部分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的积 极浪漫精神。而且就这种水乳交融的两结合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来看，它们又是直接和人民的艺术加工 和情神熔铸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都并不是一个作家一次创作 成功的，它们的人物和故事，经过长久的流传，从街谈巷语的传说到伎艺场中的说话艺术，经过了无 数作者的艺术加工，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为了使他们的英雄们的英雄业迹既真实可信而又能激动人心 ，一次一次地丰富了它们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也一次一次地提高了它们的理想熔铸的精神品质。
作品形成的过程本身，就表明了不能不把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结合 起来加以运用。同时，把它们加工改写成功的，又是刚刚经历了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作家罗贯 中和施耐庵，因而，这个时代的英雄现实和积极浪漫精神，就更加提高一步地通过作家的笔凝结、定 型下来。
这两部小说的复杂而漫长的艺术创作过程，向我们表明了，在长篇古典小说的发展中，所以能在 它一开始就产生出表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作品，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继承、发展 、融合了文学史上的两个流派的艺术经验，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们是生根在人民斗争、人民创造的基础 上。在封建社会里，只有人民才能是社会生活的真正裁判人，也只有人民的斗争，或倾向于社会进步 的斗争，才能创造出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英雄典型。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两个主要的潮流或者叫做倾向，应该说是起源于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身的特点。可以说，人类自有艺术以来就同时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到后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才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流派。现实主义者偏重观察，善于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的图画，浪漫主义者偏重想象，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历史。
在我国文学史上，这两个流派的开始形成，从诗歌发展来看，几乎在《诗经》和《楚辞》里，就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方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却应该是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发展以至小说、戏曲成为文学史主流的成果。虽然也有人把它追溯到《左传》和《更记》，但它们究竟还是历史文学著作。至于汉魏以来的志怪书，发展到唐传奇，虽然也能看到这两种因素的成长，但也还不能看出它们的全面发展的特征。只有“平话”和“章回小说”的出现，才充分显示了两种流派艺术方法的全面的鲜明的特征。然而，中国小说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又不能用欧洲文学中那种“特殊概念”来解释。在欧洲文学史上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解释，是和它的整个时代文艺思潮相联系的，壁垒分明。象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国的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词夫这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就都显示了不同艺术流派的特点，反映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特定阶段的文艺潮流的繁荣景象(当然其中每一个国家的作家，又表现了自己国家的社会思潮的特征，譬如俄国的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就不同于法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和资木主义社会以及每个国家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