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世界文学艺术的殿堂，你会发现从古至今的每一个地方都闪耀着绚丽奇妙的色彩，而且富有沧桑。最先吸住你眼球的应该是古希腊文学，它像是一朵昙花，含苞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史称：“荷马时代”，是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其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绽放在公元前五世纪，即奴隶制全盛的“古典时代”，其文学的主要成就为悲剧、喜剧和文艺理论；凋谢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由于文学崇尚修词技巧，内容贫乏，其主要成就只有新喜剧。然而，这朵花在科学极不发达，生产水平极低的条件下的生活斗争中创造了丰富优美的神话，散见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三大悲剧家的悲剧作品、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昙花的绽放转瞬即失，但它的美丽和香味是极致的，永恒的。并且，以希腊神话为它的土壤，这才有机会让这朵古老的昙花表现出独有的魅力。由此，它的香飘去了欧洲，至今也影响着我们，比如 “丁达罗斯的苦难”、“引起纷争的苹果”、“特洛伊的木马”、“普洛克拉斯提的铁床”、“亚莉亚德尼的线”，等等。
顺着缭乱的美丽幻觉，你会看到一束花，想起杨诚斋的诗：“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这月季花开就代表了中古欧洲文学。在此期间，世俗的封建文化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世俗封建权力沆瀣一气，产生了教会文学和封建文学，如法国的基督诗歌《圣亚里克西的生涯》、特洛亚的《圣杯》、德国诗人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和法国的贝卢勒等诗人的《特利斯坦和绮瑟》和《屋卡珊与倪珂兰》，等等。还有反映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意识与斗争生活的人民文学，如神话、传说、歌谣、英雄叙事诗和戏剧等。其中，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从中古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最杰出的诗人，他的包括《神曲》在内的全部创作，表征了“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
然而，这朵狂野的月季带着锋利的刺在一千多年的中古欧洲史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游历。虽然，它有着像玫瑰般的浪漫，但终究是一朵月季，没有一丁点柔情。因为这样，在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用死亡结束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用枯萎的月季祭奠了他们的忠贞。并且在期间，人文主义作家、艺术家都是喜欢把文学艺术比做反映现实的“镜子”，从这个美学观点出发，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划时代地发展了现实主义。由于他们眼界开阔、阅历丰富，因此在作品中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由于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写实，因此作品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真实感。由于他们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批判精神，因此作品中常带着讽刺的笔调。由于他们怀着人文主义的进步理想，因此作品洋溢着乐观、健康的气氛，在许多地方又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幻想。他们创造了许多不朽的典型形象，丰富了人类艺术的画廊。他们发展和创造了一些文学体裁，为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品种奠定了基础。虽然，月季花有着撩人的油彩和不遏的傲骨，但始终也逃不过冬雪的冰残，伴着花的调零悲剧上演。
在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以至于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作为艺术的方法或者流派，虽然有长期的艺术经验发展的历史，但文学艺术毕竟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方法，什么样的流派，都抹不掉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神的结合，也都必然带有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即使是艺术表现手法也不能不受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作家的世界观所制约。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虽然尽全力把封建时代革命农民的力、勇、智的理想品格，用夸张的幻想形式，集中表现在神魔英雄典型孙悟空的形象里，但孙悟空的叛逆行动，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终究不得不屈服于“紧箍一咒”。尽管《西游记》七回以后，又从另一些精神品质上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魔人物的光辉形象，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却没有能沿着叛逆的神魔道路贯彻到底。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对于封建礼教、封建科举制度，以至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未尝没有深刻的剖析，猛烈的抨击，甚至预感到它的没落，这使得他们的伟大作品在繁荣的清朝盛世，却唱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挽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曹雪芹、高鹗吴敬梓的世界观，却不可能帮助他们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找到悲剧命运的根源和明确的社会出路。一曲“悲金林玉的红楼梦”，不过是“都只为风月情浓”的还泪宿债，一部荣宁贵族的兴衰史，在作者的笔下，也只是“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的所谓“食尽鸟投林”的宿命归结。而不荀同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儒林”，其所谓大儒或真儒的“外史”，也只能是复古幻梦的渲染。他们的现实主义在追索生活现象的根源时，最终仍然逃不脱无可奈何地在违反生活真实的幻梦里寻找出路，使他们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得不涂抹上一层宿命的阴影。
彼列伏依，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愁的苏联作家.他的《沸腾的车间》、《我们是苏维埃人》、《真正的人》、《斯大林时代的人》，都有中文译本广泛流传在读者中间，特别是《我们是苏维埃人》、《真正的人》，这两本描写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作品，是曾经怎样激励和鼓舞过中国革命青年啊！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任何反革命的战争都没有吓倒布尔什维克党所教导过的英雄的苏维埃人。波列伏依在《我们是苏维埃人》“作者的话”里曾经说过:“我没有特地去找过题材，也没有臆造过人物。在四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以《真理报》随军记者的身份跑遍了各个战线，认识了千百个各式各样的苏维埃人，他们曾表现了无可伦比的勇敢、刚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性照耀他们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鼓舞他们去建立史无前例的功勋，支持他们忍受最艰苦的考验，赋予他们以力量。”正是这些“普通的、平凡的和伟大的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苏维埃人”孕育了波列伏依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我们是苏维埃人”，这句响亮而充满着自豪的语言，不仅是那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姑娘说出来的，也是千百万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共同的心声。如果说《我们是苏维埃人》、《真正的人》是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前方”的回答，那么，《大后方》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回答，在那大后方隆隆的机器声中，也同样晨荡着“我们是苏维埃人”的时代音响。
《大后方》的情节并不复杂，它的主题也并不新颖，从这方面来看，《大后方》不过是波列伏依前几部作品主题思想的深人扩展。然而，在作者笔下展现出来的艰苦卓绝、英雄无畏的大后方战斗生活，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繁复多样的心灵画面和性格画面，却又分明给作品的主题思想带来了更加丰富、更加新鲜的艺术魅力。
在鲁迅先生的《祝福》里，他塑造了一个在政权、族权、夫权、神权重压下的祥林嫂的典型形象，鲁迅先生并不强调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和打骂这些虽能说明问题但为人所共知的表面现象，而是突出“四权”的残酷性，因而祥林嫂的形象也就显得更加深刻和饱满。
《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他并没有冤假错案，没有挨打进监，更没有家破人亡，但通过他造屋的经历，通过他这一典型形象，反映出来的生活，提出来的问题，比别的作品还要深刻。
艺术的力量不在于罗织现象，而在于典型的创造。
为了创造美，创造典型，作家们为自己设置一点儿禁区，不去写那些血淋淋的、肮脏的、令人恶心的东西，我想这不会是什么坏事。
高尔基说过:“我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主张文学站在现实之上，多少从上面下地来俯视现实。因为文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现实的反映，不是一味描写现存的事物，还必须联想希望的事物和可能的事物。就是说，必须把现象典型化。采取虽细小而有特征的事物，创造大而典型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任务。”他还说，那种照像式的描写，“对于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及生活的认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演绎和归纳相反，它是用一般原理(普通的知识、原理、定律、公式等)推出个别新的知识的思维方法。例如: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再如: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唯物主义者，有神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演绎推理的客观基础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包含着一般。下面举个例子:齐白石原来是个木匠，但他酷爱画画。1889年的春天，他在江南四处流浪，有一天下雨，他赶到江南胡家拜师，正值胡家安排一场“咏牡丹诗会”。赴会者，或是出身书香门第的乡野鸿儒，或是胡氏家族的至爱亲朋。要知道胡家是江南竹仲韵塘颇有名气的文化人胡沁园即“寿三爷”家。在这种场合，齐白石衣冠不扬，冒然前来，和这种场面极不协调。人们以各样鄙夷的眼色审视着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当齐白石说明来由后，胡沁园当即表示，愿收他做门生。并转向湘潭地区公认的饱学之士—胡家重金延聘的教书老夫子陈少藩说:“陈老先生德高望重，诗词歌赋无不精，白石读书，就拜老先生为师吧!”
午餐后，他随人们来到胡沁园的画屋兼书房—“藕花吟馆”，在各取所爱地欣赏一番之后，“咏牡丹诗会”开始。那些文人墨客，面对牡丹，不是赞其“国色天香”的雍容华贵，就是颂其“花中之王”的富丽堂皇。
齐白石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且未见过如此场面，只好把有幸参加诗会视为求知问道的良机。始而专心致志，继而觉得乏味，便溜到一隅，与花农攀谈起来。
“老人家，敢问牡丹的可贵之处何在?”他谦恭地问花农。
“依我看，牡丹真正值得称道的，不是它的高贵，而是它的孤傲贞洁。”并建议他如有机会，一定要从这方面用心计，下功夫。
“白石，轮到你了。”胡沁园喊他。
“老师，我……不会做诗呀!”他顺从地跑过去，腼腆地说。
“诗画同宗嘛，学画不学做诗，那哪行?练练吧，大家都不是外人。”陈老夫子也热情地鼓励着。
齐白石想起了花农恳切的寄语，不表现红牡丹的流光溢彩，白牡丹的玉树临风，也不表现黄牡丹的金灿灵秀，蓝牡丹的淡雅纯净，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表现其特有的本质特征，经过片刻的沉思，他道了声“弟子献丑了。”便吟诵了一首与众不同的(咏牡丹诗):
汗荡尘埃起白烟，
苔修绝技巧夺天。
莫羡牡丹称宝贵，
却输梨桔有余甘。
想不到这满含泥土芳香的诗一出口，竟赢得举座赞许。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逻辑问题，个别包含一般的道理。文学艺术都是源于生活，从生活而来。高于生活，到生活中去，丰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