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三字经》这些故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源流长。三字经的每一个，每一行字，都在讲述着一个个人生的哲理。
<三字经>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啄，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这几句讲得非常好，它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管教孩子管教得不好，是父母的过错。俗话说得好：“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老师如果教书不严厉，那是老师的懒惰。小时候不学习，将来长大想学也不行了。所以我深深感受到：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长大后回报自己的父母与老师。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辜负了父母、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就必须从现在做起，好好学习，认真读书，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的母亲曾三次搬家，是为了使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次孟子逃学，孟母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子。孟子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是和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环境对学生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我总以为学习的机会和时间还很长，不必这么累这么认真地学习，可以留着一些知识以后慢慢学。可现在我才知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学习的机会只有那几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但是由于受到后天外来环境的熏染，差距越来越大。
《三字经》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文学的宝藏，是不褪色的经典。它浓缩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一篇又一篇的寓意吸引着大家。学习这些诗句，给我们讲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读了《凡卡》这篇小说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凡卡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他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多么的黑暗。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又是多么的幸福。
《凡卡》这部小说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小说主要写了九岁的凡卡远离乡下的爷爷，到老板家做童工。在老板家吃不好，睡不好，还整天被老板责打，被伙计欺负。有一天，他实在无法忍受了，终于鼓起勇气趁老板不在家，偷偷地给他亲爱的爷爷写信，强烈要求爷爷带他回乡下。小说还穿插了凡卡在乡下快乐生活的两个片段，更加反衬出凡卡的悲惨生活。最后凡卡怀着美好的憧憬去寄信了。凡卡的爷爷有没有收到信呢？故事的结尾，作者却以梦结束，暗示着凡卡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儿童谁都摆脱不了像凡卡这样的遭遇。
与凡卡对比，我在家是一个衣食无忧，父母千般疼爱的娇娇公主。有时候妈妈做事一不和我的意，我就乱摔东西发脾气。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六一”儿童节文艺晚会，我参加的节目是舞蹈，需要穿那套白色的连衣裙。早早地我就吩咐妈妈帮我洗好，放好给我穿去跳舞。结果，“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妈妈有事出门，忘记答应我的事了。那天，我因为不能穿上喜欢的裙子而生气得不得了。虽然，事后妈妈一个劲地跟我道歉，可是我就是不理她。现在，我真的知道我错了。凡卡九岁就去帮老板打工了，吃尽了苦头，而我却连一条裙子都要妈妈帮洗，还要怪罪妈妈，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自从读了《凡卡》后，过去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娇生惯养的公主再也不见了。我要珍惜我现在幸福的生活，做一个独立，懂得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的人。
通过这次班会我深切体会到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那对祖国的满腔热血。这次以爱国诗歌朗诵为主题的班会使我十分感动。
从同学们读“爱我中华”的朗诵声中，同学们用饱满的激情和欢快的声音，朗诵出了自己的爱国之情。“爱我中华”可以用唱、读、快板说等方式来表达，最主要的是要突出我们的特色！这次朗诵证明，我们是最棒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朗诵了《最后一分钟》这首现代诗。它展现的使香港回归前的那一刻，当倒计时上那大大的零字出现时，万众人民都欢腾了，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此外我们也全班一起朗诵了充满豪情的《七律。长征》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重新感受到当年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不怕远征的艰难困苦，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他们翻越五岭，走过乌蒙山，跋涉金沙江，跨越泸定桥……终于成功会师！通过激情的朗诵，我们感受到红军使那么的坚强！
经过这次班会，同学们那饱满的激情，那自豪的声音，让我十分感动，那富有的爱国激情读出了同学们心中的无限爱国之情，我想同学们一定使了解了祖国的发展历程，理解了诗歌的情感才读的那么的出色！
我感觉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久久不能平息，此时我只想用四个字表达我心中的感情：爱我中华！
我自豪，我是中国人，这是何等光荣何等神圣的啊，我为祖国母亲感到骄傲!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壮丽丰饶更是因为我对她与生的爱恋。
在她的怀抱里，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和欢乐。得宠思辱，居安思危，再回首我不禁想起了母亲辛酸的往事…….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她犹如江河日下，逐渐衰落了。落后就要挨打!西方的“文明”用炮弹发射到中国来了。它留下一座碑，一座由儿女，古城墙的残垣断壁和一系列割地赔款的重负砌起来的沉重的界碑…..诚如鲁迅先生所讲的那样，一些儿女中的败类却把这些眼泛绿光的禽兽奉若圣上，哈着腰把母亲的鲜血喂给禽兽。在这日之将夕，悲风急至，泱泱大国摇摇欲坠。这个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雄儿女们挺身而出，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即使身陷囹圄犹坚持斗争，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刑场，他们那高尚的民族气节，那凛然正气都足寒群魔之胆，正是英雄儿女们的斗争今天的美好幸福。
如今，祖国母亲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岁。中华民族开始了又一次的腾飞，这伟大复兴的理想是我们十三亿同胞共同追求的信仰，共同的追求把我们汇聚成了锐不可挡的咆哮洪流，强立世界之林的历史呼唤在古老版图上空回荡不息。那博大的力量在召唤，那雄浑的声音使每一颗灼热的中国心为之震撼!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深切的感情，是一种坚定的民族信念，更是一种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感，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我们为了祖国的去干，去拼!
怀着深切的缅怀和钦敬之情，2月26日上午，在教育局二楼会议室，局先进性教育活动集中学习活动中，我饱含热泪观看了电影《焦裕禄》，焦书记那高大的形象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962年，年仅40岁的共产党员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县委书记。
焦裕禄是艰苦朴素的典范,常年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一件旧大衣成了他御寒的唯一之物。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吃的是窝窝头,小咸菜。在下乡救灾治涝的数月艰苦奔波中,总是自备干粮,手拿雨伞,和群众一起战洪水,探流沙,查风口。他坚持生活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同甘共苦,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唯独没有自己。
黄沙吓不走他，洪水挡不住他，盐碱难不住他，焦裕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的忠诚，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治理“三害”；他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是麦子的长势、群众的生活；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奋斗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影《焦裕禄》深深震撼着观看者的心灵，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日夜坚持工作,后来病情严重恶化,变成肝癌,然而他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剧痛,在狂风、大雨、沙窝、激流里奔波,兰考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他走了120多个大队。为治理兰考的三害,改变全县36万人民的贫困面貌,他带着重病坚持工作,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年仅42岁的好干部焦裕禄于1964年5月14日离开了人间,但他永远活在兰考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观看完电影后，我们进行了讨论，有人突然提起，被称为“县委书记好榜样”的焦裕禄的主要政绩是什么？同志们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不屈不挠的向自然灾害作斗争；有的人说，是他牢记党的号召，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有的人说，是他能坚持原则，向错误的思想进行抵制和斗争；有的人说，是他严于律已，不搞特殊化，等。这都是事实。如果说他搞了多少大楼和市政建设，拓宽了多少条马路，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那都是没影的事。
那么，焦裕禄同志有没有“政绩工程”？是什么？我认为，焦裕禄同志不但有“政绩工程”，而且还十分的壮观和伟大，那就是：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搞特殊，严于律已；公而忘私，抱病工作，以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等。这些“政绩工程”与现在所谓的“政绩工程”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价值上来讲，从捍卫和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上来说，要高大的多，有用的多，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响要强烈地多。几十年来，党和人民群众始终不忘焦裕禄同志，怀念焦裕禄同志，学习焦裕禄同志，继承和发扬了焦裕禄同志的精神，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焦裕禄同志的精神永远放光芒。
什么才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就是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以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已任，求真务实，取信于民，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公而忘私，先人后已，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座无坚不摧的精神丰碑。
焦裕禄精神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好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从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中受到深刻教育和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在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向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怀着深切的缅怀和钦敬之情，2月26日上午，在教育局二楼会议室，局先进性教育活动集中学习活动中，我饱含热泪观看了电影《焦裕禄》，焦书记那高大的形象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962年，年仅40岁的共产党员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县委书记。
焦裕禄是艰苦朴素的典范,常年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一件旧大衣成了他御寒的唯一之物。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吃的是窝窝头,小咸菜。在下乡救灾治涝的数月艰苦奔波中,总是自备干粮,手拿雨伞,和群众一起战洪水,探流沙,查风口。他坚持生活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同甘共苦,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唯独没有自己。
黄沙吓不走他，洪水挡不住他，盐碱难不住他，焦裕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的忠诚，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治理“三害”；他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是麦子的长势、群众的生活；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奋斗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影《焦裕禄》深深震撼着观看者的心灵，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日夜坚持工作,后来病情严重恶化,变成肝癌,然而他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剧痛,在狂风、大雨、沙窝、激流里奔波,兰考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他走了120多个大队。为治理兰考的三害,改变全县36万人民的贫困面貌,他带着重病坚持工作,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年仅42岁的好干部焦裕禄于1964年5月14日离开了人间,但他永远活在兰考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观看完电影后，我们进行了讨论，有人突然提起，被称为“县委书记好榜样”的焦裕禄的主要政绩是什么？同志们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不屈不挠的向自然灾害作斗争；有的人说，是他牢记党的号召，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有的人说，是他能坚持原则，向错误的思想进行抵制和斗争；有的人说，是他严于律已，不搞特殊化，等。这都是事实。如果说他搞了多少大楼和市政建设，拓宽了多少条马路，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那都是没影的事。
那么，焦裕禄同志有没有“政绩工程”？是什么？我认为，焦裕禄同志不但有“政绩工程”，而且还十分的壮观和伟大，那就是：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搞特殊，严于律已；公而忘私，抱病工作，以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等。这些“政绩工程”与现在所谓的“政绩工程”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价值上来讲，从捍卫和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上来说，要高大的多，有用的多，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响要强烈地多。几十年来，党和人民群众始终不忘焦裕禄同志，怀念焦裕禄同志，学习焦裕禄同志，继承和发扬了焦裕禄同志的精神，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焦裕禄同志的精神永远放光芒。
什么才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就是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以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已任，求真务实，取信于民，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公而忘私，先人后已，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座无坚不摧的精神丰碑。
焦裕禄精神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好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从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中受到深刻教育和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在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向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短短九天的旅行早已结束，然而它在我心中荡起的涟漪却余波未平。九夭中，我亲眼目睹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风光，也看到了还有那么多的地方仍然愚昧和贫穷。
我以往的十八年，几乎都在北京度过，偶尔外出，所去的也是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对于艰苦的生活没有理解。这次出去前，尽管老师、家长一再说明了艰苦性，却仍不知什么是艰苦。
在学校，住校生的生活可算是最“艰苦”了。尽管学校食堂想方设法，翻尽花样，还总有这不满意，那不称心的。然而一踏上偏关的土地，我们才感到我们的生活和这里相比，简直是天堂。
干操的气候，炎炎的烈日，出去走一圈，便满身黄土。一日三餐，少见荤腥，连绿色蔬菜都成为佳肴·一被当作嘉宾的我们尚且如此，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会怎样，那些比偏关更落后、更艰苦的地方又会怎样?
回来听一些去北戴河、秦皇岛的同学们谈旅游的“艰辛”。没水果、没蔬菜，吃不好.睡不好，然而这仅是三、四天的旅游，同长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还要辛勤劳作，养育我们的人民是无法相比的.我真想对每一个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人说一声:“去看看吧，看看外地、看看农村、看看我们的人民、看看他们的生活。对比一下，看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报答还是抱怨。”
以前大家在一起谈论，少不了要发些牢骚，认为这就是关心国家，只有现在我才感到，我们是多么浅薄。人民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贡献。
开营式上，座谈会中，偏关县领导的谈话中包含了多少殷切的希望.他们渴望人才，揭望知识，揭望一切崭新的事物，渴望我们为偏关的振兴，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偏关之行，我深切地感到了人民的期望。由衷地感到完成不了学习任务，最最对不起的是养育我们的人民。
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现在应做的只能为着承担 起建设祖国的重任而奋发努力。
不错，国民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人民正朝富裕之门近进，然而十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水平仍很低下。城镇中狭窄的街道，汽车喇叭的尖声鸣叫，人民群众低下的购买能力........一切都刺痛了我们的心。“改变这里落后面貌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不是生不逢时，我们降生在一个新世纪的前夕，降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是我们的幸运和骄傲!
以往，我一直很佩服那些自愿去建设边吸的大学生们，也希望有一夭自己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但在刚踏上山西的土地时，我曾有过一丝的动摇，我脑海中的一切太理想化了，在距北京不到一千里的地方就是这样，边毅的生活我能-适应吗?
然而到达偏关，看到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的决心坚定了，而且比以往更坚定，人民需要我们啊!我的心底深处默默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到祖国最豁要的地方去!”
我们将和人民一起，一步步从坎坷中开拓坦途。
九天中，我看到、听到、想到了许多以往不曾涉及的东西，深感收获极大.学校要能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厂使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该多好生!
苏联人民为了支援德国工人阶级派出了劳动人民代表团，作者作为其中的一员到了当时风雨飘摇的德国，因而,使得作者有机会记录下了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深切纪念的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某些篇章.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国爆发了有名的基尔水兵起义的十一月革命，李卜克内西宜布了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可是，被德国资产阶级收买了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党叛徒们—谢德曼、艾伯特、考茨基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幌子下，出卖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黑面包干》的后半部，对于这一段历史做了真实、深刻的描述。作者以她特有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感情，热烈地歌颂了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绮首的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党叛徒们的无耻出卖活动，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彻底革命派和妥协投降派在革命暴风雨面前的截然不同的分界线。
不错，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了，但是，他们的彻底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响彻云霄的坚定的声音，却永远鼓舞着、教育着革命的后代:
“……我们的军舰，坚决地、高傲地前进，沿着预定的航线，驶向最后的目标，驶向胜利。……将来，获得这一胜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仍旧活着，可能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的纲领却是永远存在的。无论如何，它将使全世界的人类获得解放。”(李卜克内西)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你们这些呆笨的奴才。你们的平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革命的浪潮明天就要高高地腾起，用你们听了吓得发抖的号角般声音怒吼:‘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卢森谁)
德国十一月革命没有成功，这是无产阶级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德国独立党人披着革命的外衣在革命风暴的紧急关头出卖了革命——五十万工人的大示威，本来已经接近了革命高潮，而独立党人却用他们妥协投降的政策，麻痹工人斗志，替社会民主党反动派做了缓冲，使他们有机会去布置血腥的大屠杀。
让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象《黑面包干》的作者一样，深切地记住这血的教训的历史一页吧！
刘少奇同志于1961年视察林区，路过沈阳时，是原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同志陪同到哈尔滨的。
在春风浩荡，万物复苏的北京城，记者访问了喻老.他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3月30日这天晚饭后，我来到喻老的家。他正在一间简朴而雅致的会客室看报，记者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首先表示:党的五中全会决定给少奇同志平反，是民心所向。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接着他从那次乘火车陪同、进一步联想到抗战时期与少奇同志的相处，以深切的怀念之情回忆了过去，集中地谈了以下几件事:
喻老说:"1961年，正是全国人民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作为国家主席，少奇同志带着筑重的心情路经扛宁，到黑龙江视察林区。我虽然只陪他乘火车从沈阳到哈尔滨这一段短短的路程，但是少奇同志沿途的讲话，以及对林区工作的指示，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每到一地，少奇同志马上召开于部会和大家谈心，启发于部和群众要说心里话，不要掩盖矛盾，只有正视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并对怎样克服困难，提出了相应措施。他说: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困难。要尽快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并针对当时对林木滥砍滥伐现象，提醒林区工作的同志:切忌‘剃光头’。要求大家对一些枝柴也要充分利用，不要白白浪费.连小的枝娅也应派用场，比如带弯的可以做牛‘索头’，再小的可做板凳腿嘛生!……
对于自己的生活，少奇同志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直是育砖楼房，沙发也很一般，衣着俭朴，吸的是普通的‘大前门尹纸烟。那次到东北来，王光美同志也随行，人们注意到，她穿的衬衣也是旧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攻击王光美同志的穿戴，怎么能把国家主席夫人出国时的衣饰，当作平日的享受呢!?那是代表国家出去访问哪!今天，对王光美同志，也应还其艰苦朴素的本来面目。”看来喻老有激动。
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和生活的一段经历，在我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怀念的一段。师大附中是我学习、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摇篮，也是我参加革命的摇篮，从此我找到了人生发展的正确道路。
回顾一下我考入师大附中前走过的一段人生历程。
我原名张孝统，出生在山东省鲁北处于黄河与小清河之间的很小的穷县高苑县。该县过去常受黄河水淹，盐碱地多，很多人靠熬硝盐为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当我还处在幼小的年代，有些事就给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件事是济南“五·三”惨案，当北伐军打到济南时，日本出兵于涉，在济南打死了五六千中国人，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也被日军挖目割鼻残杀。我大哥张孝继在济南矿业专门学校读书，从济南逃回，谈过日本鬼子乱杀人清况。他是打破后窗跳出的，手脸都被划破了。大哥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另一件是军阀张宗昌盘据山东，兵匪不分，每逢过兵就拉夫、拉牲口、勒索财物。记得一次高苑县城商会会长马莲池被抓去索款，在西关被鞭打了一顿。那时，老百姓一听说过兵了，吓得关门闭户。有一次一股溃兵占了高苑城大肆奸淫掳掠，我二哥张孝述被乱兵掳去，勒索巨款，因交不出被杀害。
南军过来后(当时老百姓称北伐军为南军。“五·三惨案”后，蒋介石对日妥协，由冯玉样部接管山东)，派来了个新县长，名叫周新民，西北军出身。他刷新政治，每早率领县府官员上早操，带头跑步。国民党县党部、农会、妇女会成立了，号召打倒土豪劣绅，开展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运动。小小县城一度出现了新气象。我在小学念书，小学生唱着“打倒列强，锄军阀……”的歌在街上游行。学校也开设了三民主义课，每星期一上纪念周，师生肃立在孙中山遗像前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从亲身感受中，深恶日本鬼子和军阀，于是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喊“打倒列强，锄军阀”特别起劲。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我也赞同，因为我听到大人议论，本县大绅士大地主张光谭家虐待丫环和苛待佃户，谈起来无不耻笑，背后骂娘。我妈妈谈到他家惟一的儿子“大少爷”连娶三房妻妾都不生孩子，就说“他家缺德，没积下阴功，这是报应。”所以听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觉得是个好办法。于是我成了孙中山的信徒。
1930年我考人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到省城后，接触的面宽了，眼界放大了，读了些进步小说如《少年漂泊者》、《彷徨》、《呐喊》等，又听到同学李安亭(禹城人，接触过当地搞农民运动的进步分子)等的议论，得知蒋介石已背离了三民主义，变成了新军阀，回到家中也看到县党部内的那些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人已和士绅和好，也都成了官气十足的新士绅了。我为此痛心，在一篇作文中发出“呜呼!总理在天之灵”的悲叹!
在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听此噩耗，全班痛哭。我悲愤不已，投人了南下请愿运动，在济南火车站参加卧轨斗争，一中同学很勇敢，我曾和一些同学卧在北上列车火车头前边，听到当局下令说，不离开就开车压了，火车也鸣笛要开动的样子，我们一闭眼，“压就压吧!”。他们并不敢压，结果断绝了南北交通。韩复集被迫允许发车，放学生到南京。济南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蒋介石开始拒不接见，但在学生坚持下出来了，警备森严，气氛紧张。蒋介石开始夸奖了济南学生几句，说他率军北伐到济南，济南学生表现如何好，接着话头一转就说学生应好好读书，不要受人策动，国家大事听从政府决定。当学生提出质询时，蒋介石发怒了，训斥学生不尊重国家元首，拂袖而去。学生满腔热诚，受到打击，由请愿转向了示威游行，把外交部砸了。
《中央日报》诬蔑攻击爱国学生制造骚乱，学生游行到中央日报社前进行质问，并愤而砸了中央日报社。当学生游行到珍珠桥时，国民党军队开枪镇压，死了不少学生。山东学生被押解回济南，学校提前放假，解散回家。
这一事件后，鲁迅在1933年I月30日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逃”的合理化》一文，谈到:“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有五色’。我实在不懂。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有些人还笑骂他们，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
1932年春学生回校，更加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又展开了。在罢课斗争中，有些同学被开除，其中包括我的好友袁心纯、邵子言、李安亭等。我被选为学生代表继续斗争，与校方交涉，要收回成命。在与校长谈判中被拒绝，一气之下，打了校长孙东生，还痛打了来校协同镇压学生的省督学马汝梅。我也被开除。因为打了校长督学，要受到通缉，济南呆不下去了。我与袁心纯、邵子言、李安亭等商议，一同跑到了北平。要继续上学没有毕业文凭，于是在私立弘达学院初特班学习。当时家中认为我不好好学习，闹事被开除，一度断绝了我的供应，生活很困难。好在袁心纯同学是山东荣城县石岛人，家中出海捕鱼为业，寄点海货来，卖了钱大家共用。山东会馆对山东学生不收房费，就住山东会馆，吃饭在街上路旁小摊上和洋车夫一起，用两大枚铜钱吃一个玉米或高粱面贴饼子，加上一碗豆腐脑就是一顿饭。经过一年学习.拿到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后，我考人了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的优越学习条件使我曾萌发过科学救国思想。
当时，师大附中是全国有名的学校，考人很不容易。，既然考上了，我想就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吧!人学后感到学校与济南一中不同，具有较浓的学习空气与民主空气。校长林砺儒是教育家，治校有方，注意因材施教，使学生的志愿得到满足，使学生的特点、特长得到发挥。我所在的年级分成一、二、三班，各有侧重，我在二班学习，侧重理科。附中教师教学水平相当高，课堂教学讲得透彻，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给学生以自我发展的时空，并不像现在这样留大量作业。我对数、理、化有兴趣，我听韩满庐老师讲范氏大代数，听韩问渠老师讲解析几何，感到很开脑筋，激发起我学数学的积极性。我曾和同班同学林衍先(后考人上海交大，现为重庆大学教授)、苑嘉士(后考人清华)结合起来讨论数学，专攻难题，各有各的路子，相互启发，受益匪浅(现在可称为自由结合的兴趣小组)。我曾课外自修清华教授萨本栋著的物理学、萨本铁著的化学。附中的学习曾激发我希望奔向科学的殿堂，使我在数理化方面打下较好的基础。在此条件下，我萌发了搞科学，实行科学救国的思想。
但国难日趋严重的形势，总成为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日寇占领东北后，又向关内推进.攻占热河，侵犯长城各口，国民党节节退让，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寇魔爪已伸向华北。这种局势，怎能不引起爱国青年的深切关怀呢?记得我曾从上海《申报》上看到以何家干笔名发表的鲁迅的《吊大学生》一诗: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
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
烟花场上没人惊。
读后深深地触动了我。
更使我感到优虑和愤慨的是，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派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残酷镇压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大肆搜捕进步青年。
在宜武门外校场头条山东会馆与我同住一室的有一位山东邹平县的学生名叫邹海滨。他思想进步，经常和我议论有关抗日救亡的事情，谈论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也议论国民党全力“剿共”。我们曾读到《申报·自由谈》上刊登的署名“干”的鲁迅论《天上地下》一文。文中说: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日:‘口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的两股好文章。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问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我们读了，感到这篇妙文把“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真实面目，揭露无遗了，这个政策适应了日本提出的“共同反共”的要求，在“共同反共”的口号下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我们还议论到国民党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坏，罪不容诛，天天喊“剿共”，怎么天天剿不完呢?这其中是什么道理呢?隐约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何应钦在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时，还强迫学生到北郊黄寺参加军训，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国民党派的教官教唱(铁血歌》，内容是“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赤祸泛西南，猛兽噬东北”，企图欺骗学生，转移抗日目标引向反共。参加军训的附中学生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不时提问:现日本鬼子已打进国门，先抗日还是先“剿共”?是共御外侮呢?还是共同反共?使教官处于狼狈状态。
我在山东会馆与同室居住的邹海滨彼此谈得很投机，我推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或者可能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彼此没有说开，只是心照不宜而已。有一天我从附中放学归来，刚走到校场头条胡同口，看到山东会馆门前乱哄哄的，有军警出现，我感到出事了，转了个弯到另一同学家去了。事后果然得知邹海滨被捕了。我找到我的高苑县老乡、又是本家堂侄的张循粌他当时是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军部的军械处长，打听消息并从事营救工作，张循粌告诉我“不好办”，邹海滨是被宪三团抓走的，已押解南京了。
在山东会馆出事后，我就搬到和平门外琉璃厂八角琉璃井胡同的三星公寓去住。同住的有附中同学李焕章、董世华、沈耀枢等。我当时虽然爱国热血在内心奔腾，但感到现在住得离附中近了，学习更方便了，还是抓住机会，尽可能不放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