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文学家、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过：“艺术是一种享受，一起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对于我来说，越剧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
我与越剧的“邂逅”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别的同学的太早都是一些轻音乐古典音乐，而我却不同，从能在妈妈肚子里乱踢的那一刻起，我就和越剧有着不解之缘，当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施展我的“功夫”时，妈妈会轻抚着肚子用手机播放《西湖山水还依旧》，小小的我，仿佛听懂了这段唱腔一般，仿佛知道了白素贞驯服不成功的凄苦以及白素贞的心急顿时，我安静了下来，享受着这打动人的旋律和歌词。
《西湖山水还依旧》，是我从母胎中成型起，听到九岁的一首最优美越剧，直到上个月举办听到学姐唱的《海神爷降下了勾魂的令》，那旋律，那音调带给我的快乐，是我前所未有的。听着陈飞老师那动人心弦的唱腔，我情不自禁地放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学把桂英心中的气愤全发泄出来，仿佛面对着的是那忘恩负义的负心汉，一个个字从我嘴中蹦出来，好似在为可怜的、化作冤鬼的桂英打抱不平。一曲唱完，妈妈和外婆在一旁不断地叫好，我真享受着唱时的感觉和被花的兴奋啊，我转过头望望妈妈，说道：“不行这旋律太迷人了，我还得再唱一遍。”说罢，就再把《海神爷下了勾魂的令》，这时候，我感觉全身心都放松了，眼前好像有个负心汉，我一遍又一遍谴责和唾骂他，真痛快！
越剧真是一到神奇的咒语，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但我享受这感觉，他让我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困难迎接困难，让我不骄不躁，这感觉真令人享受！
秦牧，当代著名散文作家、文艺评论家。他的散文独创一家，别具代格，往往把丰厚的知识，.睿智的哲理，深峻的思索与兴味盎然的描绘和平易流畅的语言熔为一炉，既有思想高度，具论辩威力，又富于知识性和形象性。《画蛋·练功》就是一篇体现秦牧散文艺术风格的偏于说理的文章。通过作者娓娓动听的讲述和循循善诱的说理，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教益。
文章论述了无论做什么事，都须打好坚实的基础和坚持不懈地苦练基本功的道理。一开篇，先从两则中外画史上的轶事传闻写起，由吴道子和达·芬奇这两位绘画大师都从练习画蛋起步的生动事例，自然归结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基本功夫很重要”的论断。然后，作者又进而提出了“获得卓越技能之后，也仍然必须不断‘练功’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紧接着又列举了著名作家、画家、戏剧家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地练功的实例，充分阐述了要苦练基本功之重要。
作为说理散文，本文的论证方法不拘泥于一格。在论述要从基础功夫学起时，采用了归纳事实的例证法，事实胜于雄辩。蜚声画坛的大师们都要从画蛋学起的事例本身，就具有使人折服的力量，再据此提炼出观点，就如水到渠成般，使人深信不疑了。在论述“必须不断练功”时，文章又采用了先亮观点，再逐层论证的方法。这一前一后，在论证方式上的变化，不但使文章的前后两部分紧密相承成一体，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而且还避免了枯燥、板滞的结构，而形成灵活多变、相映成趣、轻松自如的特色。这样的写法有利于突出文章的中心，使读者易于接受作者的观点。
新近读到一位评论家展望90年代文学的宏论，可说是文采斐然、灿然，“游戏，，、“漂流”、“美神”、“家园”等等，词语丰美一如诗然。用一句电视广播的套语形容，那就是“精彩纷呈”了。可惜的是形式与内容相乖违，那内容则不太“美”，甚至可以说太不“美”了!
评论家预见到90年代文学的主流：切近生活的呼声已起于四野，文学无疑将重返现实的地面，负有庄严的使命感。这一预言如何，还得文学家共同努力，还得由实践检验；按当前形势的发展，看来大致不差。这一发展趋势实在是好得很，每一位希望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人士都会为之鼓掌欢迎，欢呼雀跃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种种错误思潮泛滥影响下，文学“淡化政治”，“淡化生活”，反对文学反映论，背弃反映现实的健康道路，使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错误的流向。经过这番折腾之后，许多作家看到了这股错误流向的危害性，更加坚定了走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主义文学道路。因此，在90年代开头这两年，创作了一大批为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作品，诸如《无极之路》、《沂蒙九章》、《周恩来》、《焦裕禄》、《渴望》等等，开了个好头，形成了一种健康发展的好趋势，展示了美好的前景。这一趋势、前景为评论家感受到了。所以得出了那样的预言。
然而，评论家对于文学重新切近生活，重返现实，担负起庄严使命这一趋势的心态如何呢?借用评论家的话，可以说是怀着紧张而沉重的心情来反映这种趋势的。真是如此么?如若不信，这里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摘引评论家的话了：
当前，切近生活的呼声已起于四野。……在90年代，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思想将成为主流。文学无疑将重返现实的地面。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在反对自身。
为了使文学有助于社会而心甘情愿否定自我，于是我们的文学不得不离开家园而浪迹他乡。
当文学倾全力关注着现实的积重、负有庄严的使命感的时候，文学往往便呈现出忘我状态，文学于是也忘了园。
这里很清楚，原来评论家是反对文学切近生活，反对文学重返现实地面，反对文学负有庄严的使命感的。评论家那一副痛心疾首之情状，可谓跃然于纸上矣!
文学切近生活，重返现实，担负起庄严的使命，何以使他们 文学切近生活，重返现实，担负起庄严的使命，何以使他们如此痛心疾首。认为是文学失去家园再度漂流?这自然是评论家的文学观造成的尴尬局面。那么，他认为文学的家园在何方呢?他给文学找到了怎样的家园呢?评论家说：以往十年，我们竭力争取的，是文学结束非文学依附与漂流，从而找到并回到自己的家园。嗬!原来如此，这个“家园”前几年我们见识过，领教过，那就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没有使命感的文学，诸如“自我”、“反理性”、“食色”……这也有了“最中心的主题”和“样板”作品了，那木“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的刊物就是他们“家园”“作品大联展”吧!诸如“舌苔”啦、跳蚤在母亲身上什么地方爬啦，呼唤异性来同居啦，影射啦……倒也林林总总，把他们“家园”的“作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什么文学的“家园”?不，那是文学的歧路，泥潭、坟墓。那么，时至今日，评论家还悻悻然抨击文学冲出歧路泥潭，远离了坟墓，回到了真正的家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无比美好的家园，这到底是什么“价值取向”?真是我们的痈疽，他们的宝贝啊!
有一点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文艺必然要担负起庄严的社会使命，要言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也；文学必然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这既是文学的规律。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文学回到了坚实的大地。回到了美好的家园，不会再作那些无根的漂流了。至于评论家一定要从与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相背离的“文学视角”予以反对，给以嘲讽，那自然也有他们的“自由”；但社会主义文学方向肯定不会为之而动摇。到时候。大概不免出现举世皆欢而一人向隅的情景就是了。
现在“定位”也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名词。今有评论家把它引进了文艺评论领域，这应视为正常现象。
评论家从一部“红透”的影片上座只有三成。观众反响冷淡说起。评论家分析了这冷淡的原因，认为是导演“定位”所决定的。由于“定位”一词刚被评论家“引进”文艺评论领域，我等坛外人的“文化背景”比较后进，对这一流行名词的内涵不大了了，需要从评论家的论述中才能够清楚明晰地“定位”。评论家认为：任何一种产品都有特定的市场，电影也然。而这部“红透”的影片的目标市场不是定在国内，而是国际市场。评论家也说：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价值，满足了国际观众的审美情趣。哦，原来如此，所谓“定位”也者，不外是说自己的影片是想拍给谁看的。如此而已。因此，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既然不是拍给国内人民看的，而是为“老外”(此词沿用原文，非老迟创作也)拍的，所以上座只有三成也就无所谓了。自然，评论家认为导演的“定位是准确的”。并由这位导演的准确定位推而广之，说作为影人，应该对影片的观众市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尤其是电影走向市场以后。
我们不知道那位导演是不是把自己影片的“位”“定”给“老外”，是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审美价值、审美情趣，简单点说是不是搞点“国际口味”、“国际香型”?我们不甚明白,不想去深究。但，评论家所热情赞赏的这样的“定位”。颇值得议一议。经过上面的引述，我们知道了所谓“定位”，亦即电影拍给谁看。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谁都知道，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想来评论家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来。可是，如果专门为迎合“老外”的审美情趣而创作这种“定位”值得肯定的话，那么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司“就有点像申公豹或者像成语所说的“南其辕而北其辙”了。
评论家提到“走向市场”云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电影走向市场”云云，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因非木文题旨，按下不表。只是，如果电影走向市场，就该把位定给“老外”，为迎合“老外”的审美情趣而创作，搞“外向型”文艺作品，那我们的文艺会变成怎样呢?举例而言，譬如说“老外”们的“审美价值”、“审美趣味”最喜欢看妇女的小脚，亦即三寸金莲之谓也，那么，是不是要“发掘”一批“三寸金莲”。如果没有就制造一批出来，推向国际市场，借用鲁迅先生的话，“一路展览过去”，来一个“以脚救国”，以显示我们的电影走向世界了呢?诚然，诸如此类的展览我民族之“丑陋”者，大概最合某些“老外”“审美趣味”，最得某些“老外”“审美价值”的青睐的。君不见往酒中撒泡尿的效应乎?当然，撒尿大概只可以引起一次性效应，下次撒尿就不可能再膺此“殊荣”了；那么，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价值”，以获得青睐，下一次又该撒些什么了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讲的一段话：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世界的影响。这段话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是真理。凡是成功的作品都不是为了“迎合”某一些读者的口味而创作的，特别不是为了迎合“老外”的口味。试举一二例，《红楼梦》何曾想到“定位”给“老外”的口味，至今《红楼梦》己“红”遍了许多国家。白居易“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想的是“生民正憔悴”。可是他的诗一千多年前就传到了“老外”那里去了，当时的鸡林国(今朝鲜的一部分)的宰相，就用高价“收购”白诗。而白居易的诗作“往往在人口中”，旅途之中也往往有题写白居易的作品在各种建筑物上，流播十分广远。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说明了毛泽东的论说是何等深刻的真理!
窃以为，除去“定位”这个词不够准确之外，它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现时文艺家真应该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也就是为谁创作的问题。特别是商品大潮、向钱看浪头冲击下，更要做出正确选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家，自然应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写作，无论是什么潮、什么浪，这个“位”是应该坐“定”的。如果一味地“定位”在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我想，大概只会成为潮、浪上的泡沫，如此而已!